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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湖泊不仅是云南生境中举足轻重的生态系统,也是促进云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富民兴滇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湖泊的形成与衰亡、扩张与收缩,及其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都反映了一定地域乃至全球的景观构造和气候事件[1],随着气候变化与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加剧,湖泊面积萎缩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4]。高原湖泊所集成的湖泊流域是以湖泊为主题,集自然、地理环境为一体的复杂综合生态系统[5],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强烈扰动叠加下,生态压力和风险日益增加。生态风险是指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生态功能受到外界胁迫,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对该系统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状况[6]。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区别于常规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依托景观生态学的生态过程与空间格局耦合关联视角,更加关注生态风险的时空异质性和尺度效应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是生态风险评价在区域尺度上的重要分支领域[7]。目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8-10],而对云南高原湖泊流域景观生态风险定量化评估及生态过程时空变化规律等相关研究仍缺乏。杞麓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衰退速率最快,水面缩减最多,富营养化最为严重的湖泊之一。杞麓湖流域汇集了通海县90%以上的人口,是全县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的地区。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国云南省内的持续干旱使杞麓湖湖泊面积大幅缩减,水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流域将进一步承受经济规模和土地利用扩张造成的生态压力和风险[11]。开展基于时序遥感数据的湖泊动态研究,探讨空间景观格局剧烈变化背景下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规律,有助于深入分析杞麓湖湖泊动态演变的规律和原因。鉴于此,本研究以1975-2015年研究区的遥感影像为基础,对杞麓湖进行了动态监测,并对杞麓湖流域的景观格局和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湖泊剧烈变化下流域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为杞麓湖生态安全科学评价和流域土地利用开发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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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杞麓湖景观类型以农地和林地为主,分别占了研究区土地总面积的42.66%~44.72%和30.83%~32.17%。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林地、建设用地、水体、未利用地、滩涂湿地。1985-2015年,建设用地和滩涂湿地面积显著增加,其中,建设用地所占比率由6.49%增加到10.47%,且前15 a增幅大于后15 a,滩涂湿地在前15 a呈略微减少的变化趋势,1985年流域滩涂湿地的面积占了流域总面积的0.30%,到了2010年,其面积仅占流域总面积的0.11%,2000-2015年滩涂湿地的总面积显著增加,占流域总面积的3.95%,这与2015年杞麓湖湖泊面积急剧缩减有关。水体在30 a间不断减少,其面积总共减少了37.13%。未利用地面积变化最小,呈先小幅度增加然后又小幅度减少的波动变化趋势。
土地利用米型 面积占比/% 变化率/% 1985年 2000年 2015年 1985-2000年 2000-2015年 1985-2015年 建设用地 6.49 9.37 10.47 44.36 11.72 61.28 林地 32.17 31.35 30.83 -2.57 -1.64 -4.17 农地 44.72 43.30 42.66 -3.18 -1.48 -4.61 滩涂湿地 0.30 0.11 3.95 -62.35 3 340.20 1 195.36 水体 10.58 10.09 6.65 -4.63 -34.08 -37.13 未利用地 5.72 5.77 5.44 0.86 -5.87 -5.05 说明:“_”表示变化率为负 Table 1. Area rates and changing rates of land use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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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麓湖水体仅有1个斑块。为研究杞麓湖近30 a来面积和形状的变化特征,选取景观水平上的景观面积和景观形状指数2个指标来对其进行定量研究。从图 2可以看出:杞麓湖面积的变化可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1个阶段为1975-1985年,这10 a杞麓湖面积呈增加的趋势,共增加了32.18 hm2;第2个阶段为1985-2010年,这个阶段杞麓湖面积呈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减少速率为10.77 hm2·a-1;第3个阶段为2010-2015年,这个阶段杞麓湖面积急剧缩减,面积共减少了1 396.94 hm2。到2015年春,杞麓湖面积仅有面积最大年份1985年的56.05%,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至2013年末,云南省连续4 a发生严重干旱,致使杞麓湖面积大幅缩减,湖泊西南边的浅水区域因泥沙淤积导致大面积湖滩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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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形状指数是度量景观形状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其值越大,表明景观形状越复杂或越扁长,其计算公式参见文献[17]。形状指数变化表明:杞麓湖形状指数在1975-2010年的变化起伏波动,2010-2015年呈显著减小的变化趋势。1975年,杞麓湖形状指数最大,为1.809 2,说明此时杞麓湖形状最为复杂,受到的人为干扰最小。1975年以来,由于环杞麓湖周围不断筑路筑坝,放水围田,修建景区等频繁的人为干扰活动,加之流域内每年的雨水丰沛不均,造成杞麓湖形状指数变化频繁,且较无规律。到2015年,由于湖泊面积大幅减小,形状指数降至最低,为1.456 9。从杞麓湖轮廓变化(图 3)可以看出:1975年,杞麓湖轮廓显得最为复杂,轮廓上的内凹和外凸最多。1975-2010年,杞麓湖轮廓在这7个时期均有细小的变化,西部的红旗河入湖口处以及南部的姚春沟河入湖口处轮廓差异最为明显。由于湖泊东面水岸较深,无入湖河流,且人为活动相对较少,形状变化不明显。2015年湖泊形状边缘的凹凸明显减少,与前7个时期的轮廓形成显著对比,尤以西部变化最为剧烈,南部变化次之,东北部变化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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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75-2015年杞麓湖质心位置迁移变化(图 4)可以看出:杞麓湖质心总共向东北迁移了1 242.0 m。1975-1985年,杞麓湖质心以6.5 m·a-1的速度向东南迁移了65.0 m,结合湖泊面积的变化特征,说明这个阶段湖泊呈现东南方向的扩张变化;1985-1990年,这个阶段迁移速度较快,向东北迁移了76.0 m,平均迁移15.2 m·a-1;1990-1995年,迁移速率较慢,共向北偏东12°方向迁移了15.0 m,平均迁移3.0 m·a-1;1995-2000年和2000-2015年,这2个阶段均向东偏北8°方向迁移,分别迁移了70.0和22.0 m,平均迁移14.0和4.4 m·a-1;2005-2010年,杞麓湖质心以34.4 m·a-1的迁移速率向西南方向迁移了171.8 m,这主要是由于湖面增长,以及西南边的入湖口进行过大面积的清淤,导致西南边水域面积扩展所致;2010-2015年,湖泊质心以240.8 m·a-1的速率向东北迁移了1 204.0 m,由于连续干旱,湖泊面积大量缩减,湖泊西南方向因地势平缓,水面较浅而迅速向东北方向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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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立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得到219个单元格的生态风险指数(ERk),用自然断点法[18]将整个流域的生态风险划分为5个等级:低生态风险(ERk≤0.807 3),较低生态风险(0.807 3<ERk≤0.882 9),中生态风险(0.882 9<ERk≤1.429 6),较高生态风险(1.429 6<ERk≤1.689 5)和高生态风险(1.689 5<ERk)。结果如图 5所示:杞麓湖流域1985年的生态风险为0.260 6~1.998 6,均值为0.957 8;2000年生态风险为0.371 3~1.947 0,均值为0.964 3;2015年生态风险为0.207 5~1.996 9,均值为1.013 9。各单元格生态风险指数值随年份变化呈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有25个单元格(单元格总面积为4 893.37 hm2)生态风险持续下降,有135个单元格(单元格总面积20 846.09 hm2)生态风险持续上升,有19个单元格(单元格总面积3 804.51 hm2)生态风险先增加后降低,有40个单元格(单元格总面积为7 920.19 hm2)生态风险先降低后上升。上述4种变化的单元格面积分别占了流域总面积的13.06%、55.64%、10.16%、21.14%。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差异较大,旅游开发、城镇化等人类干扰对景观的改造,作用于流域生态系统中在不断地累加和转化,使景观格局变化所引起生态风险也开始增加,流域景观生态趋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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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研究区1985、2000和2015年3个时期各等级生态风险所占面积进行统计(表 2)可知:杞麓湖流域主要为较低生态风险等级,所占比率为26.75%~35.09%。3个时期生态风险面积存在以下变化趋势:低生态风险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表现为减少,面积比率由1985年的22.51%减少到2015年的21.75%,面积共减少了284.7 hm2;较低生态风险面积显著增加,由1985年的10 021.7 hm2增加至2015年的13 146.2 hm2,累计增加3 124.5 hm2;中生态风险面积先减少后增加,面积总体为减少,由1985年的9 643.3 hm2减少到2015年的8 924.0 hm2;较高生态风险面积持续减少,累计减少了2 570.1 hm2,其所占比率由1985年的15.39%降低至2015年的8.53%;高生态风险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所占比率由1985年的9.61%减少到2000年的6.10%,再增加至2015年的10.81%,面积总共增加了449.6 hm2,总体呈增加趋势。
风险等级 1985年 1985-2000年面积变化/hm2 2000年 2000-2015年面积变化/hm2 2015年 1985-2015年面积变化/hm2 面积/hm2 占流域面积比/% 面积/hm2 占流域面积比/% 面积/hm2 占流域面积比/% 低 8 433.2 22.51 2 390.2 10 823.4 28.89 -2 675.0 8 148.5 21.75 -284.7 较低 10 021.7 26.75 1 640.9 11 662.6 31.13 1 483.6 13 146.2 35.09 3 124.5 中 9 643.3 25.74 -1 820.8 7 822.6 20.88 1 101.5 8 924.0 23.82 -719.3 较高 5 765.8 15.39 -895.4 4 870.4 13.00 -1 674.7 3 195.7 8.53 -2 570.1 高 3 600.3 9.61 -1 315.0 2 285.3 6.10 1 764.6 4 049.9 10.81 449.6 说明:“-”表示面积减少 Table 2. Area and percentage of the ecological risk grades in 1985, 2000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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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风险单元格的中心点来代表风险小区的生态风险值,采用克吕金插值法得到杞麓湖流域生态风险插值结果(图 6)。杞麓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差异分析表明:杞麓湖流域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位性和异质性特征。低生态风险主要分布在流域内的湖盆之中,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性,该区域为景观优势明显的连片农地和集中的城镇住宅,多年来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景观结构,景观破碎度和敏感度较低;较低生态风险主要分布在湖盆与山区的过渡地带和环杞麓湖一带,这些区域景观结构较为完善,但也是毁林开垦、城镇拓展等行为的主要发生区域,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中生态风险主要分布在流域边缘的山区地带,该区域属于杞麓湖流域的高海拔区域,存在较多的破碎化林地和坑塘,自身的稳定性较差,生态系统相对脆弱;较高生态风险主要集中分布在杞麓湖水体的边缘,纳古镇的北部区域,杨广镇的东南部,这一区域地势较低,被流域中的城镇所包围,人类干扰强度较大;高生态风险区域主要位于杞麓湖水体部分,水域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尤其是近年来,杞麓湖的结构性污染较为突出[19],水质逐步变差,已成为中度富营养型湖泊,其潜在的景观生态风险程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