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 of litter physical barrier on emergence and early growth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seedlings

为保证凋落物收集具有代表性，在湖北省利川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水杉母树林内按东南西北中5个方向分30个区域随机布设凋落物收集框。于2020年10月末收集水杉母树上自然脱落的当季凋落物为新鲜凋落物[即尚未进入分解过程的混合物，其中各组成部分依据凋落物实际组成设定比例，为m(叶)∶m(枝)∶m(果皮等)=11.0∶8.0∶1.0]；2020年11月末收集水杉母树林内地表的凋落物为自然凋落物[包括各分解层的枝叶果皮等混合物，其中各分解层同样依据凋落物实际组成设定比例，为m(未分解层)∶m(半分解层)∶m(全分解层)=1.2∶1.2∶1.0]。考虑到烘干可能会改变凋落物的化学成分，因此采集的凋落物置于室温风干后储藏于信封备用。

水杉种子为2020年11月从水杉原生母树1076号(树龄118 a，树高31 m，胸径87.6 cm，生长地理位置为30°07′21″N，108°35′45″E，海拔为1 114 m)采集。种子含水量为(9.78±1.13)%，千粒重为(2.57±0.17) g，储藏于4 ℃冰箱备用。

采用野外大田模拟试验，选取凋落物类型、凋落物覆盖方式、凋落物质量为控制因子，其中凋落物类型包括2种：新鲜凋落物和自然凋落物；覆盖方式设置2个水平：种子下层铺垫凋落物(即种子播种在凋落物上方，简称上方)、种子上层覆盖凋落物(即种子播种在凋落物下方，简称下方)；凋落物质量设置6个梯度：0 (对照)、100、300、500、700、900 g·m⁻²。

于2021年4月初在湖北省利川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基地(30°16′01″N，108°57′12″E)开展试验，试验地海拔为1 112.5 m，土壤为山地黄壤。播种前将试验田除草、整地、杀菌，起垄(宽100 cm)，留沟(宽30 cm)，将垄面划分成1 m×1 m的小样块。按试验设计将种子和凋落物均匀撒播，播种密度为300粒·m⁻²，每个处理3个重复，采用称量法控制各个处理的凋落物质量。吴漫玲^[16]研究发现：3针遮阳网(遮光率为62.21%)更适于水杉幼苗早期生长，故本研究在3针遮阳网条件下进行。播种完成后，浇水使土壤湿透，每隔30 d记录幼苗出土和存活的数量(种子上层覆盖凋落物时以子叶穿过凋落物为出苗成功^[17])，且在小样块内随机抽取10株幼苗并挂牌测量苗高。水杉幼苗经历150 d (1个生长季)后收苗，量取苗高、地径、主根长度和叶片数，并采用扫描仪结合Image J软件测量叶面积，随后将幼苗从基部分成地上和地下2个部分，分别置于信封中在80 ℃下烘干至恒量(48 h)，用天平称取幼苗生物量。根据种子萌发和存活计算出苗率、存活率。出苗率=(穿过凋落物表面的幼苗数/播种种子总数)×100%^[18]；存活率=(试验结束后存活的幼苗数/播种种子总数)×100%^[18]。

利用SPSS对各指标进行凋落物类型、覆盖方式、质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Duncan法判断差异显著性(P=0.05)。采用Origin绘图。

由表1可知：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均在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的2种覆盖方式间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对照达最高值。由图1可知：处理为上方时，随着新鲜和自然凋落物质量的增加，出苗率和存活率随之降低；当凋落物质量高于100 g·m⁻²时，出苗率和存活率都显著小于对照 (P＜0.05)。处理为下方时，不同凋落物类型则表现出一定差异：新鲜凋落物处理后随着凋落物质量增加，出苗率和存活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且各处理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在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达到第2个峰值；自然凋落物处理后，凋落物质量越大，出苗率和存活率越低，且凋落物质量为300~900 g·m⁻²时显著低于对照 (P＜0.05)。

Figure 1.  Effect of litter type, mass and mulching method on seed emergence rate and survival rate of M. glyptostroboides seedling

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2)显示：只有凋落物覆盖方式与凋落物质量的交互作用对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有极显著影响(P＜0.01)。当凋落物质量高于100 g·m⁻²时，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均表现为下方处理高于上方处理。2种凋落物覆盖方式均在凋落物质量为500~900 g·m⁻²呈现出：新鲜凋落物处理比自然凋落物处理的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低。总的来说，凋落物的存在降低了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尤其是当凋落物质量大于100 g·m⁻²时，明显阻碍幼苗出土和存活。

由表1可知：水杉幼苗苗高、地径、根长在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的2种覆盖方式间呈现出一定差异。在上方处理后，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根长有极显著影响(P＜0.01)，对幼苗苗高和地径无显著影响(P＞0.05)，而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对水杉幼苗苗高、地径和根长有极显著影响(P＜0.01)；在下方处理后，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对水杉幼苗苗高有极显著影响(P＜0.01)，对地径和根长有显著影响(P＜0.05)，而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苗高和地径有极显著影响(P＜0.01)，对根长有显著影响(P＜0.05)。由图2可知：上方处理时，水杉幼苗苗高随着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均在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达峰值，但300 g·m⁻²处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0.05)。下方处理时，新鲜和自然凋落物处理后的水杉幼苗苗高均在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达最高值，比对照分别增加了6.69%、15.25%；当凋落物质量超过100 g·m⁻²时，凋落物质量越大，幼苗苗高越小。在上方处理时，随新鲜凋落物质量的增加，水杉幼苗地径先在凋落物质量为100~300 g·m⁻²时逐渐上升，随后在凋落物质量为500~900 g·m⁻²时逐渐下降；当自然凋落物质量大于100 g·m⁻²时，水杉幼苗地径随凋落物质量增加而逐渐下降。在下方处理时，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地径生长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同时，当凋落物质量超过500 g·m⁻²时，地径显著低于对照(P＜0.05)。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处理后的水杉幼苗根长与苗高和地径变化规律有一定差异，在下方处理时，幼苗根长均在对照达到最大值(14.11 mm)，且随着新鲜和自然凋落物质量的增加而降低；在上方处理时，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处理后，幼苗根长在凋落物质量为100 g·m⁻²时达最高值，比对照高了7.51%，但在凋落物质量为700、900 g·m⁻²时显著小于对照(P＜0.05)；自然凋落物处理后，幼苗根长均显著小于对照(P＜0.05)，且凋落物质量越高，幼苗根长越短。

Figure 2.  Effect of litter type, mass and mulching method on seedling height, base diameter and root length of M. glyptostroboides seedlings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2)显示：凋落物类型、凋落物质量和覆盖方式对幼苗苗高和地径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0.05)。同一凋落物质量下，水杉幼苗苗高和地径呈现相似规律，即上方处理＜下方处理；在凋落物质量为500~900 g·m⁻²时，水杉幼苗苗高和地径为自然凋落物处理＞新鲜凋落物处理。只有凋落物覆盖方式和凋落物类型对幼苗根长有极显著交互作用(P＜0.01)。当凋落物质量为300~900 g·m⁻²时，各处理的幼苗根长均小于对照，且上方处理小于下方处理；除新鲜和自然凋落物质量为100、300 g·m⁻²外，其余处理的幼苗根长表现为新鲜凋落物小于自然凋落物。综合来看，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促进幼苗苗高和地径生长，但未达显著水平(P＞0.05)；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明显抑制幼苗生长。同时，凋落物质量越大，幼苗根长越短。

由表1可知：在上方处理时，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叶片数有显著影响(P＜0.05)，对幼苗叶面积有极显著影响(P＜0.01)，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叶片数无显著影响(P＞0.05)，但对幼苗叶面积影响极显著(P＜0.01)；在下方处理时，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叶片数有显著影响(P＜0.05)，但对叶面积无显著影响(P＞0.05)，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均无显著影响(P＞0.05)。由图3可知：在上方处理时，自然凋落物质量越高，幼苗叶片数越少，所有处理显著小于对照(P＜0.05)；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叶片数在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最高，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0.05)，对照的幼苗叶片数显著比凋落物质量为700、900 g·m⁻²处理的增加了31.42%、56.73%(P＜0.05)。在下方处理时，随着新鲜和自然凋落物质量增加，幼苗叶片数逐渐减少，且幼苗叶片数在凋落物质量为900 g·m⁻²时比对照显著减少了29.67%、22.50%(P＜0.05)。

Figure 3.  Effect of litter type, mass and mulching method on leaf number and leaf area of M. glyptostroboides seedlings

在上方处理时，经新鲜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叶面积在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达最高，比对照处理增加了3.30%；当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各处理幼苗叶面积均小于对照，且凋落物质量越大，幼苗叶面积越小；而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叶面积随凋落物质量增加而逐渐减小，且对照处理显著比凋落物质量为900 g·m⁻²时高了83.37%(P＜0.0.5)。在下方处理时，新鲜凋落物质量越大，幼苗叶面积越小，但均与对照差异不显著(P＞0.05)；随着自然凋落物质量的增加，幼苗叶面积表现为增加—下降—增加—再逐渐下降的变化。

只有凋落物覆盖方式和凋落物类型在水杉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表2，P＜0.05)。同一凋落物质量下(＞300 g·m⁻²)，水杉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均小于对照，且新鲜凋落物处理小于自然凋落物处理，上方处理小于下方处理。总之，与对照相比，水杉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在“上方+新鲜凋落物+100、300 g·m⁻²”处理和“下方+自然凋落物+100、300 g·m⁻²”处理时不显著增加(P＞0.05)，其余处理均抑制了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当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水杉幼苗叶片数和叶面积随凋落物质量的增加而减少。

由表1可知：2种凋落物覆盖方式下，不同质量新鲜和自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地上生物量有显著影响(P＜0.05)，而对幼苗地下生物量表现为极显著影响(P＜0.01)。由图4可知：在上方处理时，幼苗地上生物量随着新鲜凋落物质量增加表现为在100、300 g·m⁻²时先上升，高于300 g·m⁻²后逐渐下降，且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幼苗地上生物量比对照高了24.75%(P＞0.05)；经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地上生物量均显著低于对照(P＜0.05)，且随凋落物质量增加而减少。在下方处理时，新鲜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地上生物量均小于对照，且在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达到显著水平；不同质量自然凋落物处理后，幼苗地上生物量的变化规律与上方处理时的新鲜凋落物相同。

Figure 4.  Effect of litter type, mass and mulching method on aboveground biomass and belowground biomass of M. glyptostroboides seedlings

在上方处理时，不同质量新鲜凋落物处理后的幼苗地下生物量均小于对照，且对照处理的幼苗地下生物量是凋落物质量为500、700、900 g·m⁻²时的1.94、2.19、2.76倍；与对照相比，自然凋落物均显著抑制幼苗地下生物量累积(P＜0.05)，且凋落物质量越大，地下生物量越低。在下方处理时，新鲜和自然凋落物不同程度地抑制幼苗地下生物量，当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抑制作用达到显著水平(P＜0.05)。

如表2所示：不同凋落物覆盖方式和凋落物类型对水杉幼苗地上和地下生物量有极显著的交互作用(P＜0.01)，凋落物质量、覆盖方式和类型对幼苗地上和地下生物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P＜0.05)。同一凋落物质量下，除凋落物质量为100、300 g·m⁻²外，幼苗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均表现为上方处理小于下方处理，新鲜凋落物处理小于自然凋落物处理。总之，当凋落物质量高于300 g·m⁻²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均起显著的抑制作用(P＜0.05)。

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是植物天然更新中最脆弱、最敏感和最关键的阶段，凋落物对其有重要影响。不同质量水杉母树凋落物均降低了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当凋落物质量高于100 g·m⁻²时阻碍作用达显著水平(P＜0.05)。除种子上层覆盖300 g·m⁻²新鲜凋落物稍有波动外，其余处理的水杉种子出苗率和幼苗存活率均随着凋落物质量增加而逐渐降低，这与李根柱等^[19]、RUPRECHT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凋落物的存在会降低气温日较差，减少水分，且随着凋落物质量的增加，种子发生霉变和虫蛀等概率也逐渐增大。同时，凋落物的消光作用使幼苗的光合作用无法与呼吸作用的需求相匹配^[21]，从而对幼苗生长造成一定的损伤。本研究结果中水杉凋落物阻碍了水杉幼苗的出土和存活，故建议在种子萌发阶段适当清除林下地表凋落物，为种子接触土壤创造条件，以促进种子出苗率。

植物幼苗形态生长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根据环境变化而改变自身生长，凋落物对其起到关键作用。随凋落物质量的增加，水杉幼苗苗高、地径、叶片数、叶面积和地上生物量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这与赵冲等^[22]对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幼苗生长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杉木幼苗生物量随着凋落物厚度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规律相同^[4]。浅层凋落物对幼苗生长可能表现无影响甚至会有促进现象，但随着凋落物、物种以及微生境不同而存在差异^{[20, 23]}。适量凋落物铺垫或覆盖激活植物体内产生抗逆蛋白^[8]，故分配更多能量来促进幼苗建成^[24]，同时适量凋落物覆盖也能减少土壤水分及温度的急剧变化，为幼苗快速生长提供良好的微环境^[25]，因此凋落物质量为300 g·m⁻²时，凋落物对水杉幼苗生长起到促进作用(P＞0.05)。所以，在幼苗生长阶段，建议避免过多干扰而伤害幼苗，可以保留少量凋落物促进幼苗快速生长。然而，大量凋落物可能超过植物自身的调节阈值，导致凋落物质量超过300 g·m⁻²时，水杉幼苗生长明显受阻。此外，凋落物质量越大，幼苗根长越短。这与徐来仙等^[8]的研究结论一致，凋落物的存在使植物能量物质分配时选择以减少根长来促进苗高^[26]。

本研究表明：同一凋落物质量(＞300 g·m⁻²)下，自然和新鲜凋落物类型处理后的水杉幼苗各指标均小于对照，其中自然凋落物类型在水杉种子出苗率、存活率、苗高、地径、根长、叶片数、叶面积、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均高于新鲜凋落物类型，进一步证实了新鲜水杉母树凋落物对水杉种子萌发和生长的抑制作用大于自然凋落物^[8]。可能因为不同分解阶段的2种水杉凋落物类型拥有不同的化感物质，其中水杉新鲜凋落物中化感自毒物质数量和种类比自然凋落物多，加之自然凋落物包括经过分解的混合物，受到土壤中微生物影响较大^[27]，导致自然凋落物对水杉种子萌发和生长的抑制小于新鲜凋落物。

同一凋落物质量下(＞300 g·m⁻²)，不同凋落物覆盖方式对水杉幼苗出土和早期生长的影响表现为：水杉种子出苗率、存活率、苗高、地径、根长、叶片数、叶面积、地上和地下生物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对照、下方、上方。这与ELLWORTH等^[26]发现上方处理的南蛇藤Celastrus orbiculatus种子出苗率和存活率低于下方的结论相同，也与朱静等^[28]发现上方处理对格氏栲Castanopsis kawakamii种子萌发和胚根生长的抑制强于下方处理的结果一致，同样与王大洋等^[18]发现杉木种子着生在凋落物表层比种子着生在凋落物下方的杉木幼苗生物量低的结果相似。种子在凋落物下方时，种子与土壤密切接触，有利于种子吸收养分和水分，加之适量凋落物覆盖保持了种子萌发所需的土壤温度和湿度，降低了土壤水分蒸发速度，而上方处理的种子则出现吸水缓慢，甚至接触不到土壤，种子水分蒸发快，从而导致种子出苗和幼苗生长时受到更明显的抑制。相对于上方处理而言，下方处理有利于种子出苗和幼苗快速生长^[28-29]。

然而，在凋落物质量为100、300 g·m⁻²处理时，凋落物类型和覆盖方式的变化规律存在一定波动，可能因为在田间1 m×1 m的样框里，300 g·m⁻²的凋落物质量太少，导致凋落物覆盖方式对幼苗的影响不突出。此外，造成天然更新困难的原因是多重、复杂的，如何有效促进水杉天然更新还需进一步综合研究。

水杉母树凋落物类型、覆盖方式和质量均对水杉幼苗出土和早期生长产生一定的物理阻隔作用。凋落物质量是阻碍水杉幼苗出土和早期生长的主要影响因子，新鲜凋落物阻隔作用大于自然凋落物，且种子下层铺垫凋落物比上层覆盖凋落物更加阻碍幼苗出土和生长。水杉林下大量凋落物所形成的物理阻隔是导致林下幼苗天然更新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议在种子雨高峰期前，对不同类型的水杉凋落物进行及时清除，保证种子与土壤接触，获得较高的种子出苗率；同时，在幼苗生长阶段清理部分凋落物时避免过多干扰幼苗，为幼苗生长提供适宜环境，促进水杉天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