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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河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黑臭已成为城市河流的一种普遍现象，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雨水管和污水管的混接和搭接，导致污水经由雨水管排入河流，为大部分城区河流黑臭的主要原因[2]。原位生物修复技术通过曝气增氧、投加微生物菌剂、构建生态浮床等技术对河水进行治理，因具有经济安全、对水生态系统扰动小、利于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等优点，在污染河流修复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3-5]，但对于污水排入量大、黑臭严重的河流，常规原位修复技术因注重于整体治理，实际投资过大，且效果不甚显著[6]。以河流空间为处理场所，对排入河道的主要污染源进行就地治理与控制将有效降低其对主河段的污染程度，其技术与方法逐渐成为河流原位修复的研究热点[7-8]。上庄河地处温州市蒲州街道，西北向与屿田河交界，东南向与石坦河和三郎桥河相交，全长1 300.0 m，平均宽度58.0 m，平均深度1.8 m。河水一般不流动，由于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及其尾水经雨水管网排入，导致河水发黑发臭，且水面泡沫较多，严重影响了两岸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2009年上半年上庄河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平均为78.3 mg·L-1和16.7 mg·L-1。经污染源排查，上庄河与屿田河交汇处有一直径为1 200.0 mm的雨水管，污水流量约为900.0 m3·d-1，为上庄河最大的污染源。为了控制该雨水管所排污水对河水的污染，本试验在雨水管出水口周围构建了软隔离原位生物修复区，研究了污水经原位生物修复处理后，污水及河水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及总磷的动态变化，以期为污染河水原位生物修复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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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水植物李氏禾Leersia hexandr和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均采自浙江温州。聚乙烯经编无结渔网，网目为0.5 cm。NOZZLE-A2200强力造流曝气机，功率为2.2 kW，循环通量为615.0 m3·h-1，溶氧（O2）能力为4.1 kg·h-1。生物漂带[9]宽5.0 cm，长度与河水深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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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河宽为65.0 m，均深2.5 m。采用2层渔网将直通河道的雨水管出水口围隔在内（图 1），构成原位生物修复区（120.0 m×20.0 m）；近岸5.0 m区域内种植浮水植物李氏禾，构成浮水植物区；浮水植物+生物漂带区内，生物漂带间距为15.0 cm，水面种植粉绿狐尾藻。采用4支直径为150 mm的聚氯乙烯（PVC）管将雨水管中的污水引至a，b，c，d等4个点，间距均为24.0 m，使雨水管中的污水均匀分配至原位修复区域。原位处理区外10.0 m左右平行安装3台强力造流曝气机，间距均为50.0 m，曝气机运行12.0 h·d-1，工作时间为20:00至次日8:00。渔网围隔、浮水植物种植、生物漂带安装于2011年4月实施完毕，待李氏禾和粉绿狐尾藻长满隔离区后，开始实施水质监测。
图 1 上庄河污染源原位生物修复示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in situ remedi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 in Shangzhu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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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位点如图 1所示。其中：Ⅰ为雨水管出水口水样；Ⅱ代表雨水管所排污水经隔离区修复处理后水样，位于近河中心渔网内侧0.5 m处；Ⅲ代表原位修复处理后水样；Ⅳ和Ⅴ代表河水水质，分别位于监测位点Ⅲ两侧150.0 m处；Ⅲ，Ⅳ和Ⅴ监测位点均处于河道中心线。水质监测于2011年7月10日开始，连续监测100 d；隔5 d于上午10:00采用500.0 mL采样瓶采集水面下30.0 cm处水样，并于当天测定各项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参照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4版）；溶解氧采用HI9147-04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现场测定；硝态氮采用美国戴安ICS1500型离子色谱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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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实验数据均为3个平行样均值。采用Excel 2007对数据进行分析和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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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河两岸分布着人造革厂、制笔厂、钢管厂等多家企业，部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其尾水经雨水管排入上庄河，由于有机污染物的耗氧作用，导致河水溶解氧接近于0而出现黑臭。由于浮水植物的根际泌氧作用[10]，试验期间测得浮水植物区水面下30.0 cm处溶解氧平均为0.87 mg·L-1，高于雨水管所排污水溶解氧平均值0.26 mg·L-1（图 2）。原位修复区溶解氧较低，说明水生植物虽然能一定程度上提高水体的溶解氧，但其提高量有限，宜结合人工增氧。污水经浮水植物区和浮水植物+生物漂带区处理后，经软隔离渔网进入河道，在强力曝气增氧机的作用下，河水溶解氧升高至4.40~5.98 mg·L-1。曝气增氧机的运行时间为20:00至次日8:00，溶解氧测定于10:00进行。因此，2.0 h内溶解氧并未显著下降，仍平均可达5.50 mg·L-1，表明河水中大部分有机污染物为耗氧速率慢的难降解污染物质[11]。监测位点Ⅳ和Ⅴ周围溶解氧值平均为1.93 mg·L-1和1.89 mg·L-1，接近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的2.0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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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化学需氧量为100.20~178.80 mg·L-1时，经浮水植物区和浮水植物+生物漂带区处理后，化学需氧量降为43.40~62.70 mg·L-1，平均去除率为63.8%（图 3）。浮水植物区近岸约1.8 m宽区域水深较浅，李氏禾扎根于底泥中，构成了120.0 m × 1.8 m的近岸植物带，由于李氏禾根茎及其上负载的生物膜的过滤截留及吸附吸收作用[12]，污水中大部分悬浮物得以截留，部分难溶化学需氧量为生物膜所吸附。污水经浮水植物区处理后，进入浮水植物+生物漂带区，其上层为粉绿狐尾藻，下层为比表面积达5 000.0 m2·m-3的软性悬浮载体即生物漂带，上部由于粉绿狐尾藻的根际泌氧作用及河中心高浓度溶解氧的扩散作用，表层处于好氧和兼氧状态；下部则由于生物漂带负载生物膜的耗氧作用处于厌氧状态；污水经浮水植物区的过滤截留、吸附吸收作用及浮水植物+生物漂带区的上部好氧、兼氧和下部厌氧的共同作用[13]，化学需氧量降低显著。若将隔离区看作污水处理设施，则水力停留时间为6.67 d时，对于化学需氧量为100.20~178.80 mg·L-1的污水，采用水生植物和微生物联合处理后，化学需氧量平均降至50.36 mg·L-1。
在河水的稀释作用及河水中土著细菌的作用下，位点Ⅲ处化学需氧量进一步降低为29.70~38.80 mg·L-1，稳定达到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即化学需氧量＜40.00 mg·L-1。监测位点Ⅳ和Ⅴ 化学需氧量分别为28.50~36.70 mg·L-1和31.60~41.30 mg·L-1，表明雨水管排出污水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并未对主体河段水质产生显著影响。监测位点Ⅴ处化学需氧量略高于位点Ⅳ，说明位点Ⅴ周围河段存在其他潜在污染源或底泥对上覆水体的污染较为严重。
图 2 溶解氧的动态变化
Figure 2. Dynamic vara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图 3 化学需氧量的动态变化
Figure 3. Dynamic varation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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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氨氮和总氮分别为10.50~17.89 mg·L-1和12.15~21.47 mg·L-1时，由于李氏禾和粉绿狐尾藻的吸收作用及其根系负载生物膜的硝化作用，氨氮和总氮分别降低为3.12~7.21 mg·L-1和3.19~6.16 mg·L-1（图 4~5），平均去除率分别达70.26%和71.41%。监测位点Ⅱ处硝态氮平均为0.42 mg·L-1，由于隔离区表层溶解氧较低，说明氨氮的去除并非微生物的好氧硝化作用；氨氮/总氮平均达91.06%，表明污水中氮的去除主要为植物的吸收作用[14]。监测位点Ⅱ，Ⅲ，Ⅳ和Ⅴ氨氮平均分别为4.29，3.41，3.10和3.34 mg·L-1，总氮平均分别为4.70，4.43，4.37和4.41 mg·L-1，位点Ⅴ氨氮和总氮均较位点Ⅳ略高；位点Ⅲ氨氮和总氮分别较位点Ⅱ降低了20.51%和5.74%，氨氮降低的比例较大，而监测位点Ⅲ溶解氧较高，说明该河段氨氮的去除主要为微生物的硝化作用[15]。由于河水的稀释及扩散作用，位点Ⅳ和Ⅴ氨氮和总氮略有降低，进一步说明位点Ⅴ周围河段存在其他潜在污染源或底泥对上覆水体的污染较为严重。污水经原位修复处理后，同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要求的氨氮和总氮均小于2.00 mg·L-1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表明污水经本试验原位修复处理氨氮和总氮尚不能达到Ⅴ类水标准，有待采取其他措施进行强化。
图 4 氨氮的动态变化
Figure 4. Dynamic variation of ammonium nitrogen
图 5 总氮的动态变化
Figure 5. Dynamic variation of total nit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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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经隔离区处理后，总磷由2.24~2.62 mg·L-1降低为0.24~0.43 mg·L-1，平均为0.36 mg·L-1（图 6），达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即总磷＜0.40 mg·L-1；总磷的去除主要有微生物同化和植物吸收2种途径，隔离区溶解氧较低，故该区中总磷的去除主要为植物的吸收作用[16]。监测位点Ⅲ，Ⅳ和Ⅴ总磷平均为0.29，0.28和0.25 mg·L-1；位点Ⅲ周围河水中溶解氧较高，由于微生物的同化作用，位点Ⅲ较位点Ⅱ平均降低了19.44%；在河水的稀释作用下，位点Ⅳ和Ⅴ较位点Ⅲ总磷有所降低，均小于0.30 mg·L-1，表明经雨水管排入河道的总磷得到了有效控制，主体河段水质未受直接经由软隔离渔网进入的总磷所污染。
图 6 总磷的动态变化
Figure 6. Dynamic varia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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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由雨水管排入温州上庄河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分别为100.2~178.8，10.50~17.89，12.15~21.47和2.19~3.17 mg·L-1的污水，采用渔网、浮水植物和生物漂带构建软隔离区结合人工增氧进行原位修复处理，主体河段溶解氧、化学需氧量和总磷平均为5.50，33.05和0.29 mg·L-1，达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氨氮和总氮平均为3.41 mg·L-1和4.43 mg·L-1。
隔离区内河水溶解氧由0.26 mg·L-1升至0.87 mg·L-1。隔离区外在强力曝气增氧机的作用下，河水溶解氧升至4.40~5.98 mg·L-1。因此，单一依靠植物作用不能有效提高河水溶解氧，仍需借助人工增氧；通过浮水植物根系过滤截留、吸附吸收和微生物降解作用，化学需氧量平均降至50.36 mg·L-1，去除率达63.8%。
隔离区氮的去除主要为植物吸收氨氮，氨氮和总氮的平均去除率达70.26%和71.41%，经曝气区好氧微生物硝化作用，氨氮和总氮进一步降低20.51%和5.74%；隔离区内总磷的去除也主要为植物的吸收作用，处理后总磷平均降为0.36 mg·L-1，去除率达85.1%，曝气区微生物的同化作用使总磷平均降低19.44%。
An in situ remediation test for polluted water in the Shangzhu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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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渔网、浮水植物(李氏禾Leersia hexandr,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和生物漂带构建软隔离区,结合人工增氧对浙江省温州市上庄河经雨水管排放污水进行原位处理。结果表明: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分别为100.20~178.80,10.50~17.89,12.15~21.47和2.19~3.17 mg·L-1,处理后主体河段溶解氧、化学需氧量和总磷平均为5.50,34.3和0.29 mg·L-1,达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之Ⅴ类水标准;氨氮和总氮平均为3.41和4.43 mg·L-1。软隔离区内氮的去除主要为植物吸收氨氮,氨氮和总氮的平均去除率达70.26%和71.41%,曝气区好氧微生物的硝化作用使氨氮和总氮进一步下降20.51%和5.74%;总磷的去除主要通过软隔离区内植物的吸收作用和曝气区微生物的同化作用,原位修复处理后总磷平均降至0.29 mg·L-1,去除率达88.1%。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o find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in situ remediation of main sources of river pollution. An isolated research area constructed of fishing nets, floating plants (Leersia hexandra,and Myriophyllum aquaticum),and biological belts coupled with artificial aeration was used for in situ remediation of sewage from rainwater pipes in the Shangzhuang River,Zhejiang Province. 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every day and analyzed for water quality properties including dissolved oxygen (DO),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ammonium nitrogen (NH4+-N),total nitrogen (TN),and total phosphorus (TP) over a 100-day period.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sewage concentrations were COD (100.20-178.80 mg·L-1), NH4+-N (10.50-17.89 mg·L-1),TN (12.15-21.47 mg·L-1),and TP (2.19-3.17 mg ·L-1),average after-treatment concentrations (in mg·L-1) for the main section dropped to DO of 5.50,COD of 34.3,and TP of 0.29,which were the fifth class for the national surface water quality standard;whereas NH4+-N was 3.41 mg·L-1 and TN was 4.43 mg·L-1. In the isolated research area,floating plants wer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N losses due to uptake of NH4+-N with the removal efficiencies of NH4+-N reaching 70.26% and TN being 71.41%. However,in the aerated field,N loss was mainly attributed to nitrification of bacteria,which accounted for 20.51% removal of NH4+-N and 5.74% removal of TN;uptake of floating plants and assimilation of bacteria removed TP with concentrations dropping to 0.29 mg·L-1 and removal efficiency reaching 88.1%. Thus,the isolated area constructed of fishing nets,floating plants,and biological belts coupled with artificial aeration could be an alternative for in situ remediation of main sources of riv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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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ecology /
- Shangzhuang River /
- polluted river water /
- in situ remediation /
- Leersia hexandra /
- Myriophyllum aqua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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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酶是土壤生化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最活跃的生物活性物质，通常与土壤微生物的代谢速率和养分的生化循环密切相关[1]。前人研究发现，不同养分在土壤中的释放和储存，腐殖质的形成和变化都与土壤酶的种类和活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土壤酶在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和能量代谢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被视为土壤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2−3]。土壤酶主要来源于植物根系、土壤动物、微生物细胞分泌物及残体的分解物，是生态系统中生化过程和养分循环的主要调节者，在推动营养元素转化、生态系统功能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4]。
不同植被类型对土壤养分的富集和再分配以及养分流失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对土壤酶活性产生不同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土壤酶活性的研究，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壤酶活性已得到广泛研究[5−10]。刘顺等[11]研究发现，坡向间植被类型通过土壤性质驱动土壤酶活性。贺兰山是干旱区具有完整垂直带谱的山地生物多样性宝库，植被类型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已有研究显示：贺兰山东坡海拔显著影响土壤胞外酶活性，随着海拔的升高酶活性整体呈现上升趋势[12]，β-葡萄糖苷酶(β-G)酶活性随海拔升高呈先增后减趋势[13]。但贺兰山西坡不同海拔典型植被类型土壤酶活性的分布特性尚不明确。本研究以贺兰山西坡不同植被类型土壤为研究对象，对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酶活性进行综合研究，以了解贺兰山西坡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酶活性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旨在为干旱区森林生态系统土壤酶活性变化、养分循环模式和调节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自然概况
贺兰山地处宁夏与内蒙古的接壤地带，具以山区为主要特点的典型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为8.6 ℃，年均降水量为209.2 mm，最高为627.5 mm，降水在6—8月最为集中，年均日照时数为3 100.0 h。贺兰山的荒漠草原、森林、亚高山草甸是中国中温带半干旱与干旱地区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12]。在不同海拔植被类型中，水热交替具有较强的规律。贺兰山西坡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沿海拔上升不同植被类型土壤自下而上分别为灰漠土、棕钙土、灰褐土、亚高山草甸土。
1.2 试验设计
2022年8月，沿贺兰山西坡1 300~2 700 m海拔范围内(38°19′~39°22′ N， 105°49′~106°41′ E)，自下而上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荒漠草原(海拔1 349 m)、灰榆Ulmus glaucescens林(1 905 m)、蒙古扁桃Amygdalus mongolica灌丛(2 134 m)、油松Pinus tabuliformis林(2 150 m)、青海云杉Picea crassifoliai-山杨Populus davidiana混交林(2 160 m)、青海云杉林(2 635 m)和亚高山草甸(2 664 m)等7种典型植被类型作为样地。山地土层厚度不均，不同样地取样深度统一确定为0~10和10~20 cm，在同一海拔每种植被类型设3个样地，样地间隔大于100 m。在每个海拔样地内随机设置3个样方，乔木、灌木和草本标准样方大小分别为20 m×20 m、10 m×10 m、1 m×1 m，共21个样方。在每个样方内采用五点混合法取样，除去地表凋落物层后，用直径4 cm的土钻采集0~10、10~20 cm的土壤样品，将样品充分混合，放入自密封袋中，然后用冷藏箱将其运回实验室。从土壤中去除可见的粗根和石块后，用2 mm的筛子对土壤样品进行筛分。将筛选后的土壤样品分为2组，其中一组放置于阴凉环境中自然风干，测定其理化特性；另一组置于4 ℃的冷藏条件下，以检测土壤酶活性和其他相关指标。
1.3 土壤理化性质及酶活性测定
采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BD)，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率(SWC)，pH计测定土壤pH值(土水质量比为1.0∶2.5)[6]。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有机碳(SOC)，半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全氮(TN)，钼锑抗比色法测定全磷(TP)[9]，氯化钾溶液提取-分光光度法测定铵态氮(NH4 +-N)，比色法测定有效磷(AP)[12]。
采用3, 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测定蔗糖酶(Inv)活性与淀粉酶(Amy)活性[11−12]，以1 g土样24 h催化生成还原糖的毫克数表示；采用比色法测定α-葡糖苷酶(α-G)活性进行；通过硝基苯葡糖苷法测定β-葡糖苷酶(β-G)活性；β-木糖苷酶活性(BXYL)、纤维二糖水解酶(CBH)采用微孔板荧光法，利用多功能酶标仪(SpectraMax M5)测定其荧光度[14−15]
1.4 数据处理
用 Excel整理数据，用 SPSS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较不同理化性质及酶活性差异(α=0.05)；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植被类型和不同土层下土壤理化性质和酶活性交互作用；利用Origin 2022进行相关性分析并绘制热图，采用Canoco 5.0蒙特卡洛检验分析理化性质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被类型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如图1所示：在0~10与10~20 cm土层，有机碳质量分数在亚高山草甸最高，其质量分数为62.30、58.28 g·kg−1；在荒漠草原最低，为15.31、15.32 g·kg−1。在不同植被带中，10~20 cm土层中土壤容重整体比0~10 cm土层高，在荒漠草原植被带不同土层土壤容重质量分数均高于其他植被带；有效磷质量分数在0~10 cm土层高于10~20 cm，各海拔间其质量分数无显著差异；0~10 cm土层，全氮质量分数在不同植被带无显著差异，10~20 cm土层中，蒙古扁桃灌丛全氮质量分数最高，为1.52 g·kg−1，荒漠草原最低，为1.04 g·kg−1。通过对土层、植被带及其交互作用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植被带对土壤含水率、容重、pH及全磷、铵态氮、有机碳质量分数产生显著影响，土壤含水率与有机碳质量分数随海拔上升呈增加趋势，土壤容重随海拔上升呈下降趋势；土壤全氮、铵态氮质量分数随海拔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全磷、有效磷质量分数及pH无显著差异。土层对以上指标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土层与植被类型及其交互作用对土壤含水率产生显著影响。
图 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基本理化性质Figure 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s at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2.2 不同植被类型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在不同海拔植被带中，β-葡糖苷酶活性在0~10 cm土层表现为随海拔升高先下降后上升，亚高山草甸酶活性显著高于其他植被带，为105.81 nmol·g−1·h−1；纤维二糖水解酶在0~10和10~20 cm土层中随海拔上升酶活性升高，在不同土层间酶活性无显著差异性，且在0~10与10~20 cm土层中其酶活性均在草甸处最高，分别为93.77与86.79 nmol·g−1·h−1；在0~10 cm土层中α-葡糖苷酶活性和β-木糖苷酶活性在亚高山草甸最高，分别为59.75、66.08 nmol·g−1·h−1，灰榆林最低，分别为36.41、38.03 nmol·g−1·h−1。在0~10与10~20 cm土层中蔗糖酶活性在油松林最低，分别为81.87、61.33 nmol·g−1·h−1；淀粉酶活性在不同土层以青海云杉林最高，分别为14.13、8.82 nmol·g−1·h−1，灰榆林最低，分别为3.78、3.17 nmol·g−1·h−1。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土层与植被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土壤β-葡糖苷酶、α-葡糖苷酶、β-木糖苷酶和淀粉酶活性产生显著影响，在不同海拔植被带0~10与10~20 cm土层，土壤β-葡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α-葡糖苷酶、β-木糖苷酶随海拔上升整体上升，淀粉酶先下降后上升，蔗糖酶变化无显著规律。
2.3 土壤酶活性与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图3所示：在不同植被类型0~10 cm土层中，含水率、有机碳质量分数与各酶活性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容重、pH与各酶活性呈负相关，全氮、全磷、有效磷及铵态氮质量分数对各酶活性的影响不显著。在10~20 cm土层中，含水率、有机碳质量分数对土壤各酶活性的影响呈正相关(P＜0.05)，容重、pH对各酶活性的影响呈负相关，全氮、全磷、有效磷、铵态氮质量分数对各酶活性的影响并不显著。
图 3 不同土层土壤理化性质与土壤酶活性的相关性分析Figur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enzyme activity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不同海拔土壤酶活性与理化性质的冗余分析(图4)显示：在不同植被类型，0~10 cm土层中，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酶活性影响重要性由大到小为有机碳质量分数、pH、含水率、容重、全磷质量分数、铵态氮质量分数、有效磷质量分数、全氮质量分数。其中有机碳质量分数、pH、含水率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达显著水平，而其他理化性质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并没有达显著水平。10~20 cm土层中，各酶活性与有机碳质量分数、铵态氮质量分数、含水率、全氮质量分数及全磷质量分数均表现为夹角小且方向一致，呈显著正相关，与容重、pH及有效磷质量分数呈负相关。在10~20 cm土层中，土壤有机碳、含水率和pH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呈显著水平，但其他理化性质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并没有达显著水平(表1)。
图 4 不同土层土壤酶活性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冗余分析(RDA)Figure 4 Redundancy analysis (RDA) of soil enzyme activity and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表 1 不同土层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酶活性的贡献率Table 1 Contribution rate of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o soil enzyme activity in different soil layers理化性质 0~10 cm 理化性质 10~20 cm 贡献率/％ F P 贡献率/％ F P 有机碳 85.1 44.9 0.002 有机碳 87.9 37.8 0.002 pH 67.8 24.2 0.002 含水率 64.0 17.8 0.002 含水率 52.4 14.5 0.002 pH 33.6 6.5 0.010 容重 18.0 3.3 0.066 容重 32.9 6.3 0.016 全磷 17.8 3.3 0.056 全磷 16.5 2.7 0.138 铵态氮 10.8 1.9 0.168 铵态氮 11.5 1.8 0.206 有效磷 1.4 0.2 0.828 全氮 5.1 0.8 0.412 全氮 0.7 0.1 0.926 有效磷 0.8 0.1 0.906 3. 讨论
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变化
本研究区由于受海拔植被类型影响，0~10与10~20 cm土层的土壤含水率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呈上升趋势。原因在于高海拔区域乔木林有较多植被，其覆盖率较大，树木的根系能较好地保持土壤水分，减少水分的蒸发与流失，这与马剑等[16]的结论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海拔植被类型土壤容重整体均随海拔升高而下降，其原因可能是贺兰山西坡乔木林及亚高山草甸植被在高海拔区域，土壤疏松，土壤腐殖质质量分数也高，且人类活动较少。张珊等[17]则研究认为亚高山不同海拔、不同土层土壤孔隙度和有机质质量分数不同导致了土壤容重分布规律不同。
本研究中，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在不同植被带0~10 cm土层中未表现较大差异，说明贺兰山土壤受其他影响因子亚高山的影响大于植被类型的变化。李彦娇等[18]对内乡宝天曼自然保护区土壤研究发现：土壤全氮随海拔上升其质量分数增加，是由于海拔的上升导致温度下降，微生物活动减少，以及植物残体的分解，因而增加了土壤中全氮的积累，这与本研究不符。在本研究中贺兰山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在乔木林与亚高山草甸处较高。这可能是草甸植物不断更替，植物死亡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低于其更新速度，同时高海拔地区降水多温度低，限制了凋落物和根系等的分解，有利于有机碳的积累；同时高海拔地区乔木林土壤有较多养分能够为乔木林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促进有机物的分解和转化，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宁朋等[19]研究也认为：在高海拔地区，低温不利于土壤微生物生存，土壤的呼吸代谢作用减弱，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另外，不同海拔的植被类型各不相同，导致土壤中所残留的凋落物特性存在显著差异，从而改变了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在本研究中pH在不同植被类型0~10 cm土层中无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为不同海拔植被类型与土壤具有相互作用，同时对pH的差异具有调节作用，这与在藏东南森林研究的结果一致[20]。速效磷质量分数在本研究中无显著变化规律，可能是由于土壤中的磷与土壤颗粒表面的铁、铝等离子结合，形成难溶性的磷酸盐。在干旱区碱性土壤中，这种吸附作用可能更加显著，导致磷的有效性降低。马剑等[16]研究则认为是由于随海拔上升磷素在土壤中迁移速度较慢，降水对磷素在土壤剖面及表面的迁移影响较弱，致使在不同海拔植被带，土壤速效磷无显著变化规律。
3.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酶活性变化
蔗糖酶活性不仅决定了土壤中的生物活性，也决定了植物对可溶性营养物质的利用能力[21]。本研究中，蔗糖酶活性在不同植被类型土壤表层无显著差异，但随土层加深呈降低趋势，这与秦燕等[22]、陈志芳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随土层加深，土壤密度及空隙度和通气性减小，有机质及养分减少，从而限制了微生物的生长与代谢，进而降低了蔗糖酶的活性。本研究表层土壤中β-葡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α-葡糖苷酶活性均有上升趋势，这与李丹丹[24]、姚兰等[25]所得结论一致。表明高海拔植被更多的活性碳可能被土壤微生物分解，同时更有利于土壤养分积累，表层土壤通气及水分保持效能较好，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长和活动，因而高海拔地区酶活性较高。贺兰山西坡不同植被类型土壤酶活性多为0~10 cm高于10~20 cm土层。可能因为土壤表层的水热条件和通风条件好，腐殖质层养分含量高；同时表层土壤容重随植被根系分布增多而变小，从而促进土壤代谢产酶能力[26]。
3.3 土壤理化性质对酶活性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不同植被类型0~10与10~20 cm土层中土壤酶活性与含水率均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说明土壤水分有利于各种酶促反应，促进凋落物分解和高分子化合物的形成和积累[27]。在不同植被类型0~10与10~20 cm土层中土壤容重与所有酶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其主要原因为高容重土壤限制了氧气与水分的供应，这与李聪等[28]的研究结果相似。不同植被类型0~10与10~20 cm土层中，β-葡糖苷酶活性与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土壤 pH 呈极显著负相关，这与在猫儿山研究结果一致[29]。因为在碱性土壤中，酶的结构和功能可能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其催化活性，同时酶与底物之间的亲和力降低，影响了酶的催化效率。本研究蔗糖酶与pH呈负相关，这与前人得出结论不同[30]，这可能是因为土壤蔗糖酶活性与有机质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变化。pH可以影响酶的结构从而影响酶活性[31−32]，蔗糖酶活性最适pH范围为6.5~7.5 [33−34]。本研究仅分析了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酶活性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分布特征及相关关系，但土壤酶是一个复合体，土壤理化性质和水热条件的差异都会导致土壤酶活性的变化，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同时加强对土壤酶与土壤有机质[35]、土壤质地关系[36]的研究，结合研究区特点，全面深入调查其对环境因子变化的响应。
4. 结论
在贺兰山西坡不同植被类型中，土壤β-葡糖苷酶、纤维二糖水解酶、β-木糖苷酶及α-葡糖苷酶活性在0~10 cm土层随海拔升高整体呈上升趋势，在10~20 cm土层中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蔗糖酶与淀粉酶活性无显著变化规律，同时在不同植被类型不同土层中，土壤表层酶活性质量分数高于10~20 cm土层中的酶活性。0~10和10~20 cm土层中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和含水率均随海拔升高呈上升趋势，对酶活性具有促进作用，而容重与pH随海拔上升呈下降趋势，对酶活性具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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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庄河污染源原位生物修复示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in situ remediation of pollution source in Shangzhu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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