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理论主要有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征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道科西“愤怒指数”、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成长机器理论、旅游依赖度理论、社区依恋理论等。与本研究相关的主要是以下3个:①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最初兴起于社会学领域。该理论认为, 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交换行为, 而交换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20世纪80年代, 社会交换理论开始被应用于旅游研究^[6]。当前, 该理论已经成为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最为广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 居民对旅游产业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 当旅游地居民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时, 便会倾向于支持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反之则对旅游发展持反对态度。②道科西“愤怒指数”。“愤怒指数”是DOXEY^[7]在1975年提出的。该理论首次分析了居民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对旅游活动的感受, 认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可以分为4个阶段:愉快、冷漠、厌烦和敌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不断增加的游客逐渐威胁到旅游地原有的生活方式, 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态度也随之从愉快到敌对依次过渡。在这个过程中, 旅游地居民与游客的关系表现为乐于接触—对大量游客逐渐冷漠—对物价上涨、犯罪及当地文化遭受的破坏表示愤怒—公开地或隐蔽地对游客进行冒犯。③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1980年, 加拿大旅游学家对DOXEY^[7]的“愤怒指数”进行了延伸研究, 并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旅游地演进过程, 该理论将旅游地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落或复苏,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旅游地的旅游活动有着不同的特点, 这就使得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及态度也不一致^[8]。这一理论适用于同一地区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地区相同/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居民旅游感知的比较研究^[9]。

① 感知及态度。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社会学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王莉等^[10]在综合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并非处于真空状况, 而是受到当前的经济水平、环境意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既有反对也有支持, 且程度各异。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处于旅游发展初期的村民比处于旅游发展成熟阶段的村民更能强烈地感知到旅游的积极影响, 而对于旅游的消极影响, 后者则更敏感^[11-12]。②感知和态度的关系。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旅游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收益和成本的综合感知, 但是这4个方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态度的作用模式却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居民经济利益感知对其旅游支持态度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即居民感知到的经济利益越大, 对发展旅游业的支持力度也越大^[13]。研究还发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感知往往会削弱其对旅游的社会成本和文化成本的关注, 表现为文化成本和社会成本感知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直接的负相关关系^[14]。此外, 环境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间具有直接的负效应, 即居民总是高度关注由于旅游发展而引起的环境的消极变化^[15]。③影响因素。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有很多, 如MURPHY^[16]指出主客体交往的类型和程度、旅游业对社区的重要程度、个人对旅游的依靠程度、以及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等会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汲忠娟等^[9]在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认为可以将影响因素概括为个人因素和非个人因素2类: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居民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程度、在社区的居住时间长短等; 非个人因素包括社区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旅游发展阶段和居住地距离景区中心的距离。国内研究发现: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能够强化居民对旅游发展正面影响的感知, 同时弱化对负面影响的感知, 进而提高居民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17]。卢松等^[18]基于西递景区和九寨沟景区的研究发现:旅游地性质、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产权归属、旅游管理体制等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并通过社会交换理论进行了解释。汪德根等^[5]基于不同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研究, 认为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起步阶段、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生命周期旅游地居民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影响, 而参与度仅对后2个阶段产生影响, 此外, 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第一, 当前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态度的研究缺乏对自然保护区的分析, 而自然保护区通常地处偏远贫困地区, 开展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等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形式旅游地的影响; 第二, 现有研究缺乏对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地的考察, 而旅游地生命周期不同, 旅游的规模、影响也不尽相同, 这些都可能对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以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采用完全一致的调研问卷, 分析两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并探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这2个自然保护区除旅游发展的阶段不同外, 其他特征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同处于中国的东半部, 属于森林分布区, 是全球范围面积最大的、最为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 因此具有代表性。表 1是2个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2016年7和8月研究者先后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研。2次调研的方法是相同的, 即通过距离保护区远近的原则确定调研对象, 并由调查员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的问卷填答。其中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研区域包括告岭村、西游村、一都村等, 调研共发放问卷250份, 收回有效问卷241份, 问卷有效率为96.4%;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研区域包括大古坪、栗子坝、岳坝、草林等自然村, 调研发放问卷268份, 收回有效问卷268份, 问卷有效率100%。2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完全一致, 且调研时间也十分接近, 因此可以对两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进行比较。表 2是两地被访居民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比较。

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分3步:第一, 通过描述统计呈现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政府开展旅游活动的态度; 第二, 通过T检验分析两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差异情况; 第三, 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和旅游影响感知变量对两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探查造成两地居民对旅游感知及态度差异的原因并进行相关解释。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适合于分析因变量为序次测量的数据, 该模型要求因变量具有明显的高低、序次关系, 但两两之间的距离却未必一定相等^[21], 因此, 用该方法对李克特量表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是合理的。

由表 3可知: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访者选择非常不支持和不支持的总比例为3.33%, 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访者选择这2项的比例1.87%, 可见对政府在当地大力开展旅游活动的态度上,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持非常不支持和不支持态度的比例都要高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居民。在保持中立的选项上, 天目山居民的比例也远高出佛坪居民, 相差近13.00%。而在“支持”和“非常支持”的选项上, 天目山居民的选择比例为77.09%, 远低于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比例, 相差近15.00%。尽管两地居民对政府开展旅游活动都持有积极支持态度, 但是就支持的程度而言,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居民的支持比例要低于佛坪。

对非常不支持、不支持、中立、支持和非常支持5个选项依次赋值为0~4, 并计算了两地居民对政府在当地大力开展旅游活动态度的平均分, 得出天目山的平均得分为2.88, 而佛坪的平均得分是3.24, 可见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政府开展旅游活动的支持度明显低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 分析还发现两地居民支持度的平均得分在显著水平α=0.001时具有显著差异。

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直接同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基于收益和成本的考量,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认同存在差异, 因而影响到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22]。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 游客数量较少, 如2014年接待游客量仅为4.8万人次, 有组织的小规模旅游活动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而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则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 大规模的游客进入对当地的环境、治安、交通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活动影响的感知是影响他们对旅游活动支持度的重要因素。为了理解两地居民对旅游活动支持态度的差异,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冲击和社区人际关系冲击等4个维度分析两地区居民对旅游活动影响的感知。有关各维度的测量如下:社会效益感知由6道陈述题构成, 分别是旅游使本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旅游使当地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提升、旅游高峰季节时大量游客对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造成不便、旅游者给当地带来不良生活方式、旅游发展使得当地治安状况变差、旅游使得当地人更多的讲普通话。经济效益感知也由6道陈述题构成, 分别是旅游扩大了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规模、旅游使得居民年均收入明显增加、开展旅游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使得当地少部分人受益、本地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明显比非旅游区高得多、旅游明显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环境冲击感知由9道陈述题组成, 包括空气质量比开展旅游前变差、水体由于开展旅游受到污染、开展旅游后村庄环境变得更加嘈杂吵闹、垃圾增多且没有及时处理回收使得卫生变差、节假日自驾游客车辆乱停乱放影响出行、野生药材被作为旅游商品而大量采挖和售卖使得资源出现枯竭、开展旅游使得耕地出现撂荒或改为他用、道路和景亭等旅游设施使得旅游景区的自然景观不美观、以前常见的野生小型动物在开展旅游后不常见到了。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感知维度包含3个陈述题, 分别是旅游发展使得邻里矛盾增多、旅游发展使得村里人际关系复杂、旅游发展使得村民很少参加村里组织的公共集体活动。

对每个陈述, 分别设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等5个选项。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陈述题有的是正向的, 也有的是反向的。为了便于分析, 这里对所有题目均进行了正向转换, 即对于正向陈述, “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0~4, 对于反向陈述, 赋值方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为4~0。并且对各个维度相应题目得分进行加总, 之后取其平均值, 得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得分(表 4)。

从表 4可见:①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感知到的社会效益高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 并且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解释:首先, 佛坪是国家级贫困县,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 社会经济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 而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其次,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 相比较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游客数量较少, 因此旅游业对当地交通出行、生活方式和治安状况的负面影响也较小。②经济效益感知方面,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和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相比不具有显著差异, 但是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的感知得分略高。这也可以通过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 2004年起, 民营企业浙江大华建设集团下属企业—浙江天目山旅游建设有限公司获得了天目山旅游经营权, 开始对天目山进行专业化经营。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化, 使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业由初步发展阶段迈向了成熟发展阶段, 促进了天目山旅游业迅速发展, 给当地及周边区域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如2009年, 临安西天目乡附近乡村已有上百家家庭旅馆(农家乐)及5 000多张床位^[23], 特别是天目村, 有60%的居民主要是从事农家乐的经营, 多数农家乐经营者年利润为10~20万元·a^-1, 旅游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旅游收益, 几乎是家家户户盖了新房^[19]。③关于对旅游活动引发的环境冲击的感知,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的得分显著低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表明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相比,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认为旅游对当地的环境冲击更大。从旅游地生命周期来看,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发展阶段,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 保护区内的旅馆、饭店等服务接待设施和休、疗养设施逐渐增多, 过量服务接待设施和疗养设施的兴建、以及盘山公路的开通, 使得旅游人数和上山旅游车辆日渐增多, 由此造成的噪声和尾气排放, 以及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不科学处理, 对保护区的环保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并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了危害, 使得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出现衰退的征兆^[24]。④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感知到的旅游活动对当地人际关系的冲击要显著小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居民。这是因为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 旅游业刚刚起步, 当地居民与外界联系较少, 民风淳朴, 熟人社会依然是当地的典型特征, 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依然发挥着社会治理的重要功能; 而江浙地区本身市场经济较为发达, 并且当地旅游业发展较早, 原有村规民约的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运行机制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嬗变, 而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 由此导致了天目山居民认为当地的人际关系受到了更多的冲击。

表 5是模型分析结果。从人口学特征来看, 自己及其家人正在从事旅游相关职业的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在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具有显著(P＜0.10)正向影响。此外, 在当地居住时间显著(P＜0.05)负向影响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 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到景区直线距离和家庭年收入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程度。

在当地居住时间长短决定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在社区居住时间长的居民对社区的情感更深, 对旅游业的影响更为敏感, 因而他们会更加关注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反之, 居住时间较短的居民则更加关注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 这就使得居住时间长短成为影响居民支持度的重要因素, 即居民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长, 社区归属感越强, 对旅游发展越持消极态度。不同于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佛坪自然保护区旅游业刚刚起步, 旅游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 因而居住时间长短对佛坪自然保护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就家庭对旅游业的经济依赖程度而言, 从事旅游相关工作能够显著(P＜0.10)提升两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程度。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即经济收入依赖旅游业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经济收入不依赖旅游的居民, 因此更倾向于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甚至亲朋好友在旅游行业任职的居民, 也倾向于支持旅游业发展^[25], 这一状况可以通过KUVAN等^[26]的研究得到解释, 即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居民, 即使意识到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 也很少会表达出来, 因为他们从旅游发展中获益, 更重视旅游业带来的积极影响。

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冲击和社区人际关系冲击等4个维度的旅游影响感知分析:①社会效益感知。对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具有显著(P＜0.01)正向影响, 而对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则没有达到显著程度。自然保护区通常都地处偏远地区, 基础设施不健全。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后, 为了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健康发展, 会不断加强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力度, 客观上促进了保护区周边基础设施的改善, 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这一点在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参与阶段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表现的尤为突出, 因此社会效益感知显著提升了佛坪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 相比较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 大规模的游客给当地的治安、交通、环境、生活方式等造成一定冲击, 因此对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而言, 社会效益感知对其旅游支持度不具有显著影响。②经济效益感知。自然保护区位于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 居民收入水平低, 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降低和限制了当地居民利用保护区内资源的可能性, 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基础^[27]。而自然保护区旅游业的发展则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一点在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自然保护区都有突出体现。如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开展农家乐, 经营土特产, 从事导游、抬轿等旅游相关工作;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尽管游客数量较少, 但当地居民也从出售香菇和蜂蜜等土特产经营中感受到了经济效益, 因此经济效益感知显著(分别为P＜0.10和P＜0.05)提升了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③环境冲击感知。表 4显示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感知到的环境冲击显著(P＜0.01)高于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 然而表 5中环境冲击感知对天目山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并没有达到显著程度。从社会交换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看,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发展阶段, 旅游业发展使当地居民改变了“靠山吃山”的传统, 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尽管居民感知到了旅游业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这些负面影响会因为其对经济效益的高度关注而受到忽略。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方面没有受到大规模森林采伐的影响, 保留了比较原始的森林生态系统地貌; 另一方面, 当地旅游业处于参与阶段, 游客较少, 经济效益也有限, 使得环境冲击感知对旅游支持度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④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感知。中国的乡村社区在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方面有很强的独特性, 以往在较为封闭的村庄, 村民的交往圈子往往限于本村, 村民关系较为亲密, 并且在传统社会规范的约束下, 居民有着较高的合作互助精神^[28]。而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旅游地社区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改变使村民人际关系发生变化。如研究发现,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 现在每个家庭自立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村民间许多协作关系因此不再是无偿的, 同行间甚至出现明争暗斗现象, 给当地淳朴的人际关系带来一定冲击^[29]。本研究结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 即旅游发展扰乱了居民的友谊, 因而使得居民对旅游业持反对态度^[30], 在分析结果上表现为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感知对天目山和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本研究以天目山和佛坪2个不同阶段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运用实地调查数据, 通过数据分析方法, 比较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分析发现:两地居民均较为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他们的支持程度有显著差异,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更加支持旅游业发展。旅游影响感知方面,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感知到的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 而在环境冲击和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方面,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的感知则更强烈; 此外, 两地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感知差异没有达到显著差异程度。最后, 从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因素来看, 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及经济效益感知显著提高了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度, 而在当地居住时间长短, 以及对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感知的影响则是负向的; 在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事旅游相关工作、以及社会效益感知和经济效益感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而环境冲击感知和社区人际关系冲击感知的影响则是显著负向的。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 旅游发展在给当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其消极影响也相对明显, 当地居民能够理性地看待旅游发展的影响, 所以在旅游发展支持态度上也较为谨慎。相反, 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 这一阶段旅游干扰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无论在强度还是积累程度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再加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 社区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高于对于旅游负面影响调控的诉求, 使其对于旅游活动负面影响表现出了更高的忍耐度。较高的社区居民忍耐度和较低的旅游干扰消极影响, 使得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参与阶段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发展旅游业表现出更高的支持度。

西方学者在对发达国家旅游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由欢迎向对抗逐渐过渡。尽管天目山和佛坪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对旅游发展都有着较高的支持度, 但是研究也表明: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参与阶段的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 对旅游带来的消极影响有着更高的忍耐度, 而处于发展阶段的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因为经济本身得到了快速发展, 对旅游引发的消极影响的忍耐度则较低。这就提醒旅游规划及管理部门要重视不同生命周期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感知, 警惕过度发展旅游给当地居民造成的负面影响, 并思考如何提高成熟景区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

应该说, 目前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虽有争议, 但本研究所选的2个案例地具有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特点, 其研究结论对正确认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地发展规律及指导旅游地的开发和管理有着积极意义, 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旅游研究相关理论, 而且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当然, 本研究主要是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影响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而事实上, 旅游地的发展程度和阶段仅仅是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之一, 这就需要今后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认知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此外,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 本研究是对不同景区、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的分析, 今后可以尝试对同一自然保护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进行历时性分析, 为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多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