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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受到各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又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1]。目前，中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量都位居世界前列[2]，普通大众家庭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占比越来越大，1997-2007年，来自普通家庭生活的碳排放量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42.1%~49.2%[3]，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社会公众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主要群体，因此积极推动公众参与节能减排至关重要。环保支付意愿能够集中反映公众对低碳环保的态度，衡量个人为了改善环境承受的相关代价的意愿[4]。公众是否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支付更高的价格，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直接关系到气候变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改善。认知是人类产生一定心理意愿和行为的前提[5]，只有对气候和环境变化问题有了一定的认知，才有可能上升到改善相关问题的意愿和行为层面[6]。因此研究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知对其采取环保行为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是进一步研究如何使公众从个人行为角度，在改善环境等相关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前提。李玉洁[7]基于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表现的现象了解程度较高，但对导致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较低。么相姝[8]研究发现：对大气环境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天津市居民愿意支付数额的最主要因素。一些学者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知对公众采取环保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SEMENZA等[9]基于美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减排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ICHARD等[10]认为让公众积极思考气候变化，是鼓励群众开展减排行为非常重要的环节。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环保支付意愿的研究文献较少，同时对环保支付意愿的研究多数以某个小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性的大样本的研究较为缺乏。环保支付意愿和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多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从气候变化认知角度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利用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着重分析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对其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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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CGSS）数据，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点覆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CGSS 2010年的数据样本总量为11 783人。本研究数据包含问卷中的L部分中的环境问题部分。CGSS有些模块不需要全部调查，只抽取一部分调查者进行调查，CGSS 2010年回答了问卷中关于环境保护部分的公众有3 672人。在3 672份数据中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后，可以利用的有效样本共计1 39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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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气候变化认知分为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在气候变化原因认知方面，用CGSS 2010年问卷中“您认为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吗”这个问题来体现。问卷中这个问题回答的选项有：完全不属实、可能不属实、可能属实、完全属实。这4个选项依次界定为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程度“很低、较低、较高和很高”。在气候变化危害认知方面，用问卷中“您认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这个问题来衡量，问卷中关于这个问题回答的选项有：完全没有危害、不是很有危害、有些危害、非常有害和极其有害，这5个选项依次界定为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程度“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和很高”。
从对公众回答的统计（表 1）可以看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方面，认为“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是“完全属实”的比例为31.80%，“可能属实”的比例为52.23%。15.97%（3.24%+12.73%）的公众认为“完全不属实或者可能不属实”。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危害认知方面，认为“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非常有害和极其有害”的比例为58.35%（42.45%+15.90%），“有些危害”的比例为34.10%。7.56%（1.37%+6.19%）的公众认为“完全没有危害或者不是很有危害”。统计数据显示：公众对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距离全民达成认知和共识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原因认知 人数/人 比例/% 危害认知 人数/人 比例/% 完全不属实（很低） 45 3.24 完全没有危害（很低） 19 1.37 可能不属实（较低） 177 12.73 不是很有危害（较低） 86 6.19 可能属实（较高） 726 52.23 有些危害（一般） 474 34.10 完全属实（很高） 442 31.80 非常有害（较高） 590 42.45 极其有害（很高） 221 15.90 Table 1. Public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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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众的认知到环保支付意愿再到减排行为，从人的思维和行为特点来看，是一个递进的过程。CGSS 2010年问卷中，可以衡量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问题有3个，分别为“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和“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5个选项，分别为：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既非不太愿意也非不愿意、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分别对每个选项进行赋值（非常不愿意为1，不太愿意为2，既非不太愿意也非不愿意为3，比较愿意为4，非常愿意为5）。根据公众的回答按照赋值的分数相加后即得到受访者的环保支付意愿得分，再将得分从低到高分为“很低（3~6分）、较低（7~9分）、较高（10~12分）和很高（13~15分）”4个阶段。用问卷中“您经常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吗”这一问题来表示公众的减排行为，问题的回答分为“从不、偶尔、经常和总是”4个选项，因为只有1个问题，所以没有赋值。
从统计结果（表 2）看出：环保支付意愿偏低（很低+较低）的比例为51.59%（25.97%+ 26.62%），偏高（较高和很高）的比例为47.41%（39.71%+7.70%）。对公众减排行为的统计中发现，减排行为偏低（从不和偶尔）的比例为65.68%（22.23%+43.45%），减排行为偏高的比例为34.32%（24.10%+10.22%）。同时，环保支付意愿“很高”和减排行为“总是”的比例分别为7.70%和10.22%，远远低于其他3个选项。从统计结果来看：说明部分公众愿意和已经采取了对环保有利的行为，但是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环保支付意愿“偏高”的比例高于环保行为“偏高”的比例，产生这一差距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环保支付”问的只是意愿，而“减排行为”问的是已经采取的行动，从意愿到实际行动是有差距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公众为环保支付一定货币或者承受一定经济损失的难度较小，但是如果要求公众实施给自己生活带来不方便的具体行为，对公众来说难度可能更大。
环保支付意愿 人数/人 比例/% 减排行为 人数/人 比例/% 很低 361 25.97 从不 309 22.23 较低 370 26.62 偶尔 604 43.45 较高 552 39.71 经常 335 24.10 很高 107 7.70 总是 142 10.22 Table 2. Status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willingness to pay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
1.1.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
1.2.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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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与环保支付意愿做交叉统计分析（表 3）。以环保支付意愿为“很低和很高”，因而应该具有明显特征的这2类回答为例进行分析。环保支付意愿“很低”的比例，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从低到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环保支付意愿“很高”的比例，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从低到高，呈现的是递增的趋势。尤其是环保支付意愿“很高”对应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也是“很高”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同列统计数据。
气候变化认知 环保支付意愿 很低 较低 较高 很高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原因认知 很低 12 26.67 9 20.00 21 46.67 3 6.67 较低 58 32.77 49 27.68 61 34.46 9 5.08 较高 204 28.10 210 28.93 278 38.29 34 4.68 很高 87 19.68 102 23.08 192 43.44 61 13.80 危害认知 很低 8 42.11 5 26.32 5 26.32 1 5.26 较低 33 38.37 17 19.77 31 36.05 5 5.81 一般 125 26.48 126 26.69 193 40.89 28 5.93 较高 140 29.66 164 34.75 234 49.58 52 11.02 很高 55 24.89 57 25.79 88 39.82 21 9.50 Table 3. Cogni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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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减排行为2个指标做交叉统计分析（表 4）。仍然以减排行为为“从不”和“总是”为例进行分析，反映的情况与上文“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行为交叉分析”反映的情况相似。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提高，“从不”实施减排行为的公众比例明显下降。“总是”实施减排行为的公众在提高。尤其是减排行为“很高”对应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也是“很高”的比例（16.50%和19.00%）显著高于其他同列统计数据。
气候变化认知 减排行为 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原因认知 很低 14 31.10 15 33.30 14 31.10 2 4.40 较低 46 26.00 74 41.80 44 24.90 13 7.30 一般 156 21.50 352 48.50 164 22.60 54 7.40 较高 93 21.00 163 36.90 113 25.60 73 16.50 危害认知 很低 5 26.30 4 21.10 7 36.80 3 15.80 较低 26 30.20 36 41.90 16 18.60 8 9.00 一般 118 24.90 217 45.80 103 21.70 36 7.60 较高 129 21.90 249 42.20 159 26.90 55 9.30 很高 31 14.00 98 44.30 50 22.60 42 19.00 Table 4. Climate change cognition and public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
2.1.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2.2.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减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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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2个因变量都为定序变量（赋值见表 5），因此，采用O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分析。自变量中主要观测变量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因为除了认知因素会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产生影响，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体因素[11]、宗教信仰和收入[12-13]、媒体使用频率和地区差异[14]以及城乡差异[15]等因素都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把上述因素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Ologit模型累积概率表示为：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环保支付意愿 很低为1；较低为2；较高为3；很高为4 2.291 0.864 减排行为 从不为1；有时为2；经常为3；总是为4 2.223 0.907 气候变化原因认知 很低为1；较低为2；较高为3；很高为4 3.126 0.748 气候变化危害认知 很低为1；较低为2；一般为3；较高为4；很高为5 3.653 0.866 性别 女为0；男为1 0.564 0.496 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42.768 11.88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1；初中为2；高中为3；大学为4；大学以上为5 2.465 1.125 工作类型 农业农村工作为1；其他为0 0.308 0.471 收入 1999年年收入，设置为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 10.315 1.004 宗教信仰 不信仰宗教为0；信仰宗教为1 0.114 0.318 媒体使用程度 很低为1；较低为2；较高为3；很高为4 1.841 0.794 城乡居住地 城市为1；农村为0 0.619 0.486 所在地区 东部为1；其他为0 0.278 0.386 所在地区 中部为1；其他为0 0.403 0.384 Table 5.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main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令pj（xi）表示y≤j相对于y＞j的累积Logit，则：
式中：Pr为yi落入某一分类的概率；yi表示因变量，表示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Xi示自变量，包括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水平、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收入、宗教信仰、媒体使用、城乡居住地和所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其中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危害认知是本研究的主要观测变量，其余为控制变量。αi为模型的截距；βi为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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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归之前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和容忍度可以用来分析影响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因素（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的VIF值均小于10，且容差（tolerance）均大于0.1，可知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很弱，可以建立模型（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列出）。本研究利用Stata 14软件，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Ologit模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6。
变量 环保支付意愿 减排行为 原因认知 0.532 0***（0.035 5） 0.298 0**（0.087 2） 危害认知 0.156 0***（0.024 7） 0.121 0**（0.059 1） 性别 0.035 1（0.132 5） －0.015 1（0.213 0） 年龄 0.003 1（0.015 4） 0.025 7***（0.001 2） 受教育程度 0.039 6（0.127 3） 0.142 0***（0.039 2） 收入 0.159 0**（0.071 2） －0.023 7（0.125 6） 宗教信仰 0.859 0***（0.301 3） 0.012 3（0.243 7） 工作类型 0.212 0（0.223 7） 0.123 9（0.573 1） 媒体使用 0.045 2（0.194 2） 0.168 0**（0.077 4） 城乡居住地 －0.034 8（0.241 0） 0.256 0**（0.130 0） 中部 －0.452 0***（0.231 1） －0.423 0***（0.155 6） 东部 －0.575 0***（0.201 9） 0.224 6（0.187 3） 卡方检验 69.31 89.23 n 139 0 139 0 R2 0.269 0.312 说明：***，**，*分别代表系数的估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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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的环保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水平均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极显著正相关（P＜0.01）。随着公众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公众的气候变化危害认知程度加深，其环保支付意愿程度不断提升。表明公众的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认知程度越高，其环保支付意愿越强。第二，从各控制变量来看，家庭收入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P＜0.05），收入越多，其环保支付意愿也越强。宗教信仰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极显著正相关（P＜0.01），信仰宗教的居民相对于不信仰宗教的居民环保支付意愿更高。地区因素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极显著（P＜0.01），说明东、中部地区居民与西部地区相比较，环保支付意愿较低，可能原因是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居民深受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的危害，其环保支付意愿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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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的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及气候变化危害认知均与公众减排行为显著正相关（P＜0.05）。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水平的提高，以及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危害认知程度的深入，公众参与减排行为的程度会不断提升。从影响系数的大小以及影响的显著性程度上判断，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相比较于对减排行为的影响程度要高，具体原因可参见前文的2.2的相关解释。从各控制变量来看，年龄与公众减排行为极显著正相关（P＜0.01）；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媒体使用频率与公众减排行为均显著正相关（P＜0.05）；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程度的减排行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公众从事减排行为表现更强，但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较没有差异。
3.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3.2. 回归分析
3.2.1. 模型回归结果
3.2.2.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回归结果分析
3.2.3. 公众减排行为的回归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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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但是仍有提升空间。公众总体的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水平不高，且前者高于后者。气候变化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公众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越高，其环保支付意愿越高，越容易实施减排行为。气候变化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减排行为的影响程度。控制变量中，收入、宗教信仰显著影响公众环保支付意愿，同时，公众环保支付意愿存在明显的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年龄、受教育水平、媒体使用频率对公众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城市居民减排行为高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居民减排行为显著高于中部地区。
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等相关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能有效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和环保行为。利用现代信息传递方式加强宣传教育，使公众充分了解相关科学知识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宣传能源节约使用、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等低碳发展的理念。利用全国低碳日、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机会进行宣传，同时要注意对公众的价值观的引导和教化。公众的环保支付意愿要高于实施减排行为的意愿，说明与给自己生活带来实际不方便的减排行为相比，公众更愿意在经济上承受一定的损失。针对这一特点，可以通过财税、信贷和补贴等政策，发挥生态环保市场的调节作用，形成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同时，随着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媒体使用率的提高，公众参与环保支付和减排等环保行为情况自然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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