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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空间活动的主体。在以往研究[1-4]中,空间活力的外在表征被定义为城市空间中的人及其行为活动[5],人群活动特征能直接反应空间的活力情况。刘颂等[6-7]以大数据为基础总结黄浦江滨水空间活力时空变化,提出将人群、时间、空间作为影响空间活力的3个维度。陈菲[8]依据城市形态活力理论[9]研究严寒城市公共空间景观活力环境,杨春侠等[10]采用行为地图记录驻留活动数据,探讨滨水空间要素对驻留活动的显著影响因子并提出对策;刘瑞雪等[11]采用行为观察法研究植物景观空间活力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这些研究均为景观空间活力特征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上塘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支流,是杭州段最古老的运河,其滨河景观带的活力现状关系着沿岸区域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探讨杭州上塘河滨河景观带活力特征,可为激活运河城市滨河景观带空间活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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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范围为上塘河杭州段。上塘河作为线性空间地物,纵向空间多样,水系跨越杭城内外,流经城镇、郊野与乡村。本研究着重关注大运河遗产保护中一级缓冲区内的景观空间,因此选取上塘河滨河景观带中的城北体育公园(A1)、东新门广场(A2)、永丰公园(A3)、望宸公园(A4)、水陆院遗址(A5)、千桃园(A6)、天都公园(A7)、西洋桥公园(A8)作为研究对象,以视觉感知距离,以道路、围栏、绿篱等地物要素作为观测边界,截取面积40 m×200 m的8个典型样方并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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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活力的外在表征包括人群基本属性和时空活力行为特征[6],因此,本研究采用行为注记法,围绕活力表征的人群、时间和空间维度展开活力特征调查。3个维度评价指标的具体量化方法如表1所示。行为注记法是结构化观察法的重要分支,在环境行为学研究[12-13]中得到广泛运用,由 ITTELSON等[14]发展而来,包括场地的图形化表现、观察行为的定义、观察与记录的间隔、观察时的规范、数据编码与统计等。以上5项要素确保观察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度。行为注记法作为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在国外已有广泛的实践运用,国内戴菲等[15]引申为结构式行为观察,并探讨了具体的调查过程。本研究将行为注记、平面绘图和数据统计相结合,全面客观地评价上塘河滨河景观带的活力特征。调查从调研资料收集、各维度评价指标、数据采集与处理、调查结果分析4个阶段开展。
活力表征维度 评价指标 量化分析方法 人群维度 人群多元化 不同年龄的人群混合度公 式计算 行为多样性 基于辛普森多样性的行为 多样性公式计算 时间维度 高峰活动频数 某空间高峰时的活动数量 动态波动系数 某时段内活动人数的增长 率偏差情况(标准差) 活动持续程度 空间内人群活动持续时长 空间维度 活动频数 空间内活动数量累计总和 聚集密度强度 空间内活动频数总和/该空 间铺地面积 活动行为分布 各空间内的行为注记图中 的行为分布类型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es of each dimension
夏季和冬季由于经常受极端气温的影响,游人活动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本研究数据采集时间选择在杭州最适合出游的春季(平均气温10~22 ℃)进行。根据天气情况,在2021年3月12日、3月14日、3月26日、3月28日,对每个调研样地进行连续2周,每周1个工作日和1个双休日的实地调研。为了解不同时间段的空间活力情况,调查时段为6:00—20:00,共观测5个时段,每个时段观测15 min。由8组成员采用行为注记法的5项要素原则对8个样地中的人群属性和时空分布信息进行观察记录,4个观察日共搜集6 176个样本数据。预调研阶段先了解样地功能、路线和人群活动,之后确定样地范围、观测步骤和活动类别。正式调研阶段,观测员采用行为注记法和快照法,通过观测表、注记图、两步路全球定位系统(GPS)等记录人群活动信息。数据采集完成后,在地理空间分析软件ArcGIS 10.4中对典型样地的人群活动数据建立缓冲区,并将其与所处位置的地理信息进行叠加分析,生成人群活动聚集密度分布图,用于探讨滨河空间人群聚集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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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上塘河整体滨河空间人群多元混合度较好,但普遍为中、青年群体占比多,弱势群体占比较少,仅A1、A3、A6样地各年龄层占比较为多元、均衡。人群多元化指数表明(表2):各样地多元混合度从大到小依次为A3、A6、A1、A7、A5、A2、A8、A4。2种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主要原因是A1、A3、A6样地除了滨河游步道外,还设有具有通勤功能的水上巴士、适合老人的健身设施、休憩空间和儿童娱乐玩耍的活动场地,场地水岸空间功能更多元复合。由此可见,多元复合功能的空间人群多元性会更高。
样地 样地基本信息 人群维度 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 观测范围/m2 可活动面积/m2 人群多元化 行为多样性 高峰频数/人 平均波动系数/% 活动频数/人 聚集密度/(人·m−2) A1 25 247 2 643 0.611 0.798 210 21.7 1 058 0.400 A2 16 842 2 470 0.551 0.817 159 47.6 808 0.327 A3 21 252 4 392 0.627 0.781 242 39.3 870 0.198 A4 30 446 3 801 0.448 0.667 36 11.7 185 0.048 A5 24 130 4 162 0.581 0.837 226 40.0 680 0.163 A6 20 964 4 208 0.621 0.882 589 298.9 1 240 0.294 A7 24 130 4 922 0.587 0.843 150 86.4 858 0.174 A8 14 771 2 752 0.460 0.795 107 21.1 477 0.173 Table 2. Spatial vitality indexes of each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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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地行为多样性从大到小依次为A6、A7、A5、A2、A1、A8、A3、A4 (表2)。上塘河滨河景观带行为多样性总体均值为0.857,其中A6行为多样性最高,为0.882,A4行为多样性最低,为0.667。各样地中行为多样性存在较大差距。各项活动内容的活动人数结果(图2)显示:散步遛弯、静坐闲聊等自发行为活动占54.7%,工作通行、清理等必要性行为占5.5%,亲子活动、亲水活动、静坐闲聊、广场舞等社会性行为占39.8%。整体活动情况为自发性行为最多,社会性行为次之,必要性行为最少。主要原因是游客出于休闲、健身等活动需求,会开展自发性活动,如A6样地内设有特色的皋亭桃林,A7样地有法兰西风格的雕塑、小品等景观设施,能吸引更多的游客。由此可见,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景源和景观性设施能增加游客自发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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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上塘河各样地单位时间内的波动系数差异较大,各样地波动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A6、A7、A2、A5、A3、A1、A8、A4。虽然A5、A6、A7日波动系数变化趋势大,空间内的活动强度不稳定,但空间活动频数增加,空间更具活力。A1、A3、A6波峰出现在15:00—17:00,A3、A7波峰出现在9:00—11:00,A1、A5波峰出现在12:00—14:00。A6在各时间段的波动系数都比其他空间大,A3出现双波峰,A8、A4整体无明显变化(图3)。这主要是由于A5、A6、A7等样地沿线会进行夜间景观亮化美化管理,通过整合闸坝、桥梁、建筑等光源,能渲染出夜间热闹的滨水氛围。且在节假日,A6、A7通过举行特色水岸文化活动,吸引更多人前来,因此空间波动系数较大,空间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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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可知:上塘河不同活动持续时间的人数从多到少依次为<5 min、5~30 min、>30 min。各样地活动时长在<5 min的人数从多到少依次为A1、A3、A2、A7、A5、A6、A8、A4,活动时长为5~30 min的人数从多到少依次为A6、A7、A1、A5、A3、A2、A8、A4,活动时长>30 min的人数从多到少依次为A6、A1、A8、A2、A3、A7、A5、A4。主要由于上塘河整体缺乏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休闲设施,而活动持续性强的A6、A1样地内配套设施完善,空间功能综合性高,有可供人群长时间停留的座椅、活动设施、观景亭廊和亲水平台,A1样地还设有水岸广场,能开展曲艺表演、绘画下棋等文化活动,参与活动的人群多且驻留时间长。由此可见,完善场地配套设施、休闲设施能增加活动频数,能延长人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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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知:各样地的活动频数从高到低依次为A6、A1、A3、A7、A2、A5、A8、A4,表明A6、A1的活动频数较高,空间活力较高。单位时间段的人群聚集密度从高到低依次为A1、A2、A6、A3、A5、A7、A8、A4。其中,最高的是A1,为0.400人·m−2;其次是A2,为0.327人·m−2;A6为0.294人·m−2;最低的是A4,为0.049 人·m−2。A1和A6在空间强度的2组量化指标具有较大差异。
比较A6、A1的样地基本信息(表2)发现:空间内可活动面积是影响人群聚集密度的关键。A6相对A1的空间尺度更大,内部基本设施齐全,功能完善,拥有容纳大量人群活动的草坪空间,而A1样地空间形态狭长,多为滨水绿道。人际交往需要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EDWARD[18]曾将人际交往空间分为4种距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众距离,但当陌生人进入个人距离46~76 cm范围内会让人形成自我空间被触犯、感觉不舒服的抵触反应。由此可见,在空间强度中不能一味追求过高的聚集密度,单位空间内合理的人群聚集密度能够带来更大的活力。如A1、A2等狭长的线性空间,当活动频数处于峰值时,过高的聚集度会让人不舒服,此时,应适当在局部拓宽活动场地面积,增加空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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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空间维度的数值能对空间进行纵向比较,但无法具体判读空间活力状况。为更好地区别各样地的活力状况,本研究进行了多指标分类分析。把8个样地的各维度指标数值(表2)标准化处理后运用SPSS 21.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在标定距离为5的水平上,将不同活力状况的样地划分为4种类型(图5),得到上塘河滨河景观带4种空间活力类型,并对其典型样地A1、A4、A6、A8运用ArcGIS 10.4软件绘制人群活动聚集密度分布图(图6)。
4种滨河景观带的空间活力类型分别是①高密度-高多样性空间。这类滨河空间分布特征为人群行为活动范围大,活力点聚集密度值高,聚集形态大部分为面状、线状,四周也有点状活力点。此类空间多为乡村类景观和自然类景观,分布在上塘河建设完成的主题滨河公园内。本研究中典型空间为A6。从图6的A6空间聚集密度分布可看出:活动空间与乔木、铺装场地及草地的边界处人群聚集度较高。主要是由于游客对于心理安全的追求,通常休息时选择可依靠的边界处驻留,活动时则更倾向开阔、滨河风光优美又有高大乔木遮阴的空间。②高密度-低多样性空间。这类滨河空间分布特征为人群行为分布均匀,活力点聚集密度值高,聚集形态多为大块的面状,点、线性状较少。这类空间多为现代城镇生活段景观,分布在上塘河沿岸两侧居住区附近。本研究中的典型空间为A1。受周边居住用地因素的限制,多为滨河绿道,空间狭长且活动面积小,在特定时间段内人口密度高、流动快、活动量大,从而形成瞬时聚集密集,但通常只能开展几类固定的活动项目。低多样性是由于沿河绿道能够满足中老年群体早、晚时段散步遛弯的日常需求。③低密度-高多样性空间。这类滨河空间分布特征为人群行为分布随意,活力点分散;聚集密度值偏低,活力范围小,聚集形态为点、线状,空间内有多处点状活力聚集地。这类空间多为现代城镇类景观,分布在城镇生活段和工业段的交界处。本研究中的典型空间为A8。这类空间内小尺度活动场地多、功能多样,在绿道基础上还建有开放、半开放的休憩平台和亭廊,人们更容易在围合感强的空间中开展活动。④低密度-低多样性空间。这类滨河空间分布特征为人群行为分布随意,零星几个活力点,整体聚集密度值低,活力范围小,聚集形态呈散点状分布。这类空间多为现代城镇工业段景观,分布在城市灰色区域或在建地块周边。本研究中的典型空间为A4。该样地一侧为高速公路,另一侧为小区内部绿地,所以滨河绿道贯通受阻,造成步行交通可达性差,且绿地整体以防护和生态功能为主,缺乏活动空间和景观维护,是活力最弱的空间。
从上塘河的4种空间活力类型分析可知:空间边界、空间活动面积、空间围合感、休闲设施、景观维护程度等内部因素,以及步行便捷度、周边用地性质、周边人口密度等外部因素都是影响滨河空间活力的因素。
Research on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side landscape belt of Shangtang River in Hangzhou based on tourist behavior
doi: 10.11833/j.issn.2095-0756.20210352
- Received Date: 2021-05-07
- Rev Recd Date: 2021-09-24
- Available Online: 2022-03-25
- Publish Date: 202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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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tourist behavior /
- riverside landscape belt /
- spatial vitality /
-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Citation: | WU Jingting, WU Xiaohua, WANG Tianyu, XU Bin. Research on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side landscape belt of Shangtang River in Hangzhou based on tourist behavior[J]. Journal of Zhejiang A&F University, 2022, 39(2): 438-445. doi: 10.11833/j.issn.2095-0756.20210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