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能力是比较复杂和模糊的概念，要准确界定其内涵比较困难。目前对创业能力内涵的界定主要有2个派别：一是侧重创业者特质，认为个人特质是创业能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先天的性格、价值取向、风险偏好^[4-5]和后天学习得来的知识和经验等^[6-7]；另一个则侧重创业过程，认为创业能力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角色担当和任务实现^[8-10]。创业能力应同时具备3个特点：个体差异性、行为的情境适应性和企业绩效的衡量准则^[11]，根据该观点，基于过程的创业能力内涵基本符合这3个特点，因此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而基于个体特质的创业能力很难同时具备这3个特点，因此认可度较低，往往被称为创业者素养或创业能力的基本条件。

由于创业能力内涵较难清晰界定，因此对其评价也比较困难，目前较多的是采用自我效能或自我评估的评价方法^[12]。自我效能就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承担创业角色、完成创业活动的信念程度，该评价方法的代表人物是CHEN等^[13]和de NOBLE等^[14]，他们分别构建了五维和六维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机会开发、组织管理、创新、风险承受、机会识别、关系等能力；而自我评估则是个体评估自己完成创业行为的能力状况，该评价方法构建了包括机会、概念性、政策性、技术性、人力、组织、关系、战略、承诺等能力评价指标，该方法基于已经创业的创业者，分析创业能力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15-16]。有学者在MAN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二阶（机会识别与开发、运营管理）六维度（机会识别、机会开发、组织管理、战略、关系和承诺等能力）的创业能力概念模型^[10]。另外，部分学者从机会视角和资源视角评价创业能力，机会视角的研究者提出了创业能力的3个关键评价指标：机会识别、资源和合法性的获取^[2-3]，而资源视角的研究者则提出资源的获取、转化、整合、利用等创业能力评价指标^[16]。单独从某一视角评价创业能力往往难以全面涵盖能力范畴，因此不能构成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农民创业能力及其评价研究方面，大多学者都是参照国外经典的评价理论和方法，如借用Don MACKE和Deborah MARKLEY的评价指标，分别用创新性、合作性、坚韧性等3个因子评价创业者的基本能力素质^[17]，但该研究的样本是一般农民而不只是农民创业者，研究结论难以作为农民创业者的评价标准。或在Deborah MARKLEY指标基础上，研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18]。有学者以固定店面创业为研究对象，评价农民异地创业能力，得出创新性、合作性、坚韧性等3个评价因子。也有从政府关系、社会关系、管理、战略、创新、资源整合、学习、操作和机会等9个方面评价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能力，并探讨了不同类别合作社理事长能力的差异及其原因^[19]。

学者们在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以往研究都从既有评价指标体系出发再实证检验，缺乏对农民创业者的观察和访谈，并未从其经历和感受中归纳总结概念和范畴，评价指标体系尚未统一，研究对象大都针对特定农民创业者群体，如返乡农民工、合作社社长等，难以指导一般性农民创业者（开始创业时户籍在农村）的能力评价，而不同类型农民创业者其创业能力差异也未揭晓。

在经典的创业理论模型里，蒂蒙斯和克里斯蒂安都重视创业者的功能，认为创业管理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发展创业者的能力以及创业能力可以由系统性的创业实践以及创业教育等方式加以培养，适合作为农民创业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没有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只能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并直接从农民创业者自身感受中提取相关概念和范畴，并运用扎根分析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基于蒂蒙斯和克里斯蒂安的创业过程理论及相关文献成果，选择了20位农民创业者（每种创业类型选择5位农民创业者）、相关政府官员和学者各2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运用扎根方法分析访谈结果，初步提出农民创业能力包括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运营管理能力等4个因子。

① 机会识别能力。如何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是创业活动的起点，也是创业过程的关键环节^{[1, 20]}。机会能力包括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14]，机会识别能力就是创业者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认识能力。如感知、识别和评估市场机会^[21]；做创新性的项目等。故本研究结合实地访谈资料，提出机会识别能力测量语句包括：能感知市场中没被满足的需要^[21]；能通过调查、培训、向同行学习等手段识别和评估市场机会（访谈结果）；大胆做别人没做过的项目。②资源整合能力。创业机会识别后就是开发该创业机会的过程，即获取并运用相关资源创办组织的过程。创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资源整合能力主要指创业者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的能力。通过亲戚朋友、社会网络等获取创业所需资源、并将各类资源用到合适的位置^{[18, 21]}等。本研究结合访谈资料，提出资源整合能力测量语句包括：能感知构建公司所需资源（访谈结果）；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所需物质资源^[18]；能顺利筹集公司所需资金^[21]；能顺利招募公司所需人才（访谈结果）；能将人财物等各类资源用到合适的位置^[21]。③运营管理能力。当公司创办成功后，就需要运作公司，也就是通过资源的合理调配、内外部的沟通与协作等有效管理实现公司既定目标，以确保新企业持续增长。运营管理能力往往包括组织能力、战略能力、关系能力和承诺能力4个维度^[15]。由于农民创业者新创公司往往规模较小，经营范围单一，经营环节及人员较少等，所以对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的要求往往较低，因此本研究将简化这2个能力的测量。而承诺能力基本属于心理承受能力，部分学者将该能力单独出来^[22]。经营管理能力主要是制订规章制度、经营思路和目标等；并妥善协调各类关系以实现目标^{[15, 19]}。基于此，本研究结合访谈资料，提出运营管理能力测量语句包括：能制订合适的公司规章制度（访谈结果）；能领导和激励员工达成目标^[19]；能根据实际调整公司目标和经营思路^[15]；与供应商、经销商等上下游合作关系稳定；能开拓市场、把产品或服务及时卖出去（访谈结果）；能与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好关系。④心理承受能力。由于创业能力具有心理和技能等多方面要素特征，很难单独从一个层面完全解释清楚，而基于个人素质的视角通常将创业能力界定为3类主要品质：创新性、合作性、坚韧性。本研究界定的机会识别能力中就包含有创新性因子，而资源整合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中包含有合作性因子，因此个人素质视角和过程视角对创业能力的界定方法是相互交叉的。由于本研究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提到挫折承受能力的频次较高，加上部分学者也把该能力单独出来^[22]，且该能力包含有坚韧性因子，如忍耐力、信心，面对挫折和失败的勇气等。因此，本研究提出心理承受能力测量语句包括：有忍耐力，做人能屈能伸；创业过程遇到重大挫折有坚持下去的信心；能从创业挫折或失败总结经验教训（访谈结果）；能独立推进自己的事业（访谈结果）；如果失败了能从头再来。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研究初步提出19个题项的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制作初步调查问卷，并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由于该问卷题项间有可能存在相关性，需要测试并修正量表内容，并采用“题项删除后的a值”“共同性”以及“因素负荷量”等3个指标测试。考虑到样本选择的经济性和可行性，本研究在浙江省预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05份，有效问卷186份，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并修正了量表内容，最终保留了16个题项的量表（表 1）。

正式问卷调查仍然在浙江省进行，样本选择一方面根据农民创业活跃程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选择杭州、嘉兴、台州、丽水和衢州共5个地区，每个地区选择3~4个县（市、区），每个县抽取农民创业者20~30位（每种类型农民创业者5~7位）；另一方面要兼顾4种创业类型，每种类型调查约100位创业者。调查人员由研究小组成员和部分研究生组成，调查前都进行了相关培训，充分掌握本次调查目的、内容和注意事项，每个调查人员每次负责5~7位调查对象（同一个县（市、区）、同一类型的所有农民创业者）。委托浙江农民大学与当地政府或协会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将被调查对象集中到一起，现场讲解、现场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历时8个月，共计432位农民创业者接受调查并填写问卷，回收397份，其中有效问卷296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和量表里所有选项都填写同一个答案的问卷，保留答案完全相同的问卷的其中一份等）。

为检验保留的测量项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采取KMO与Bartlett检验方法，检验结果为KMO值0.870，而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1 690.447，自由度120，达到0.05显著水平，所以拒绝变量间净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即总体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适合将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故本研究采取该方法对量表里16个测量项目作探索性因子分析，萃取共同因素。根据KAISER的观点，取特征值≥1的因素作为最后的共同因素，所以本研究保留了前4个因素作为共同因素（其特征值分别是6.666，2.349，1.965，1.524，累积方差贡献率78.144%）。因素1包含能制订合适的公司规章制度、能领导和激励员工达成目标等5个题项，都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有关，故命名为“运营管理能力”；因素2包含能感知构建公司所需资源、能以较低成本获取公司所需物质资源等4个题项，都与企业经营所需资源有关，故命名为“资源整合能力”；因素3包含有忍耐力，做人能屈能伸、创业过程遇到重大挫折有坚持下去的信心等4个题项，都与创业者的心理承受力有关，故命名为“心理承受能力”；因素4包含能感知市场中没被满足的需要、大胆做别人没做过的项目等3个题项，都与创业机会有关，故命名为“机会识别能力”。

各题项得分、各因素得分均值以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的4项共同因素结果如表 1所示。农民往往基于创业环境和个人经验等因素决定是否创业，创业规模较小，资源需求较少，整合相对比较容易，也便于管理，所以资源整合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得分相对较高。同样由于农民往往通过观察创业榜样，积累创业知识和技能，产生模仿创业的羊群效应，较少发掘新的市场机会创业，所以机会识别能力得分较低。心理承受能力得分比较适中说明农民创业者有一定的风险承受力。调研中发现，受先天心理素质和后天实践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创业起步较低、实力有限，难以应对大的风险和波折，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对农民创业有一定的补贴和政策优惠，使其风险能力得以提升。

在差异性分析之前，先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检验各因子的同质性，以判断各因子在不同创业类别农民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所有变量方差同质性检验Levene统计量F＞15，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各类别样本在这些因子上都存在差异性。在方差分析检验F值达到显著后，本研究采取实在显著差异法（Tukey’s 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简称HSD法，该方法能避免Scheffe法可能造成的整体检验显著而事后比较不显著的问题）检验不同类别创业农民在这4类能力因素上的差异。从表 2看出：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者在各类创业能力上存在差异：其中“运营管理能力”得分方面，加工为主类别最高，生产为主类别最低；“资源整合能力”得分方面，销售为主类别最高，生产为主类别最低；“机会识别能力”得分方面，其他类别最高，销售为主类别最低；“心理承受能力”得分方面，生产为主和其他类别明显高于加工为主和销售为主类别。主要是由于加工为主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人财物等资源较多，更需要计划、组织、控制、协调等经营管理能力，以实现资源的高效率运行，故其“运营管理能力”得分较高，相反生产为主企业规模较小，故该项得分较低。销售为主的农民创业者需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对客户，如何建立渠道、处理好与上下游的关系是这类创业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故其“资源整合能力”得分较高，而生产为主创业者往往立足自身资源创业，故该项得分较低。其他类别创业往往是农产品以外的创业项目和内容，不拘泥于现有资源和形式，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故其“机会识别能力”得分较高。而销售为主群体其销售的产品往往是当地特色农产品，也就是其市场机会往往依存于上游的供给，且其销售渠道相对固定，所以其“机会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另外，生产为主和其他类创业群体往往基于土地、人力等自身拥有的资源创业，组织规模较小，资金较少，所以即便有风险也是在自身条件范围内的风险，加上这类创业往往享有政府的补贴，故其心理承受能力得分较高。而加工为主和销售为主类别创业群体往往投资规模较大，经营范围更广，发生风险往往难以接受，故心理承受力相对较弱。

从创业能力各因子得分均值看。得分最高的是资源整合能力，为3.262分，经营管理能力得分也较高，为3.196分，而得分最低的是机会识别能力，为2.533分，心理承受能力得分比较适中，为2.868分。结合访谈数据，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农民创业能力得分均值总体偏低，而创业能力可以通过系统教育加以培养和提升^[1]，未来农业更趋产业链一体化综合经营，需要综合能力强的农民创业者。所以要提升农民创业能力，还需提升农民个人综合能力^[23]。但由于农民社会网络、知识体系等局限，部分农民创业者思想观念落后，往往有靠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决定而不是自身能力提升的思想。从调研结果看，发展好的农民创业者往往自身能力较高，如有某方面的专长和经验、学习能力较强、社交广泛等。所以农民要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提升创业能力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农民不同于产业工人，没有可以完全依托的组织提升其创业能力，但可以创新培育模式和机制如让农民接受职业化教育、专业教育，并通过信息平台支持、补贴和税收优惠、培训机制建设、交流机制建设等提升农民创业能力如通过社会网络的交流学习和指导学习提升创业能力。浙江农民大学采取“省级农民大学-市级农民学院-县级农民学校”的三级培养模式，并建立相应的补贴、考核、交流等机制，系统化提升农民素质和能力。

从创业能力类别差异看，由于浙江省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者在各类创业能力得分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能力提升也要体现差异性，不能一个模式、相同内容和方法等，以满足不同类别创业农民的能力提升需求。从浙江省农民创业者培训班的反馈效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的培训课程，不同学员其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刚开始创业、规模不大的农民创业者，需要的是基本创业知识和技能等内容，而对于有一定年限和规模的农民创业者来说，更多需要的是公司治理、品牌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只有做到差异化管理，才能提升培育效果。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民创业者为样本，系统分析了农民创业能力评价指标及不同创业类别农民创业能力之差异，可为提升农民创业能力提供理论基础，也为不同类别农民创业能力评价及培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然而，由于样本选择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在待完善之处：一方面，本研究将农民创业能力分成4个维度16个变量，未来可适当调整维度和变量以完善农民创业能力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本研究只是在浙江省选择样本，未来可选择更大范围的样本以增加其代表性和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