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 structure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a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Jiulong Mountain, Zhejiang Province

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8°19′10″~28°24′43″N，118°49′38″~118°55′03″E)地处浙、闽、赣三省毗邻地带的浙江遂昌县西南部，为武夷山系仙霞岭山脉的一部分，总面积为55.25 hm^2[14]。保护区处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冬冷夏凉，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均气温为16.2 ℃，极端最高气温为36.5 ℃，极端最低气温为−10.5 ℃，年降水量为1 855.6 mm，相对湿度为80%，年日照时数为1 925.0 h^[15]。

参照美国热带森林研究中心(CTFS)的方法^[16]，在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岩坪(28°23′N，118°53′E，海拔为707~758 m)建立一个1 hm² (100 m × 100 m)的常绿阔叶林长期监测样地。对样地内胸径(DBH)≥1 cm的所有木本植物个体进行调查，记录个体的种名、空间坐标、DBH、高度及生活状态。样地平均坡度为32.77°，坡向东南，平均岩石裸露率为27.33%，平均土层厚度为15.93 cm。样地所在位置曾为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林，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经过中等程度的杉木采伐活动，随后禁止人为干扰，自然演替为常绿阔叶林。

将1 hm²样地均匀划分为20 m × 20 m的样方，在各样方的顶点及中心点于土层0~20 cm位置取土样，共计61份土壤样品。样品除去根系，混合后装入贴编号的封口袋中，将土壤样品风干后过0.075 mm筛，使用元素分析仪测定土壤的全碳和全氮，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测定全磷等化学参数^[17]。通过罗盘仪和卷尺在每个取样点测量坡度、坡向和岩石裸露率等地形因子。

以往研究将1 hm²内个体数≤1株的物种定义为稀有种，＞1株且≤10株的物种为偶见种，＞10株的物种称为常见种^[18]。由于优势种通常对群落内的其他物种产生较大影响，本研究把样地内重要值最大的物种——木荷Schima superba从常见种中独立出来作为优势种，然后对优势种、常见种、偶见种与稀有种之间的关系和差异进行研究。

采用点格局分析中的g(r)函数分析群落内不同类群的空间格局。g(r)函数以中心树为圆心，半径为r，环宽为w的圆环中个体密度的期望，再除以格局的聚集强度λ计算得到^[19]。为排除生境异质性效应对物种空间分布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完全空间随机(CSR)模型和异质性泊松过程(HP)分析不同类群的空间格局^[20]。其中CSR模型假设个体在空间中任一位置出现的概率相同，其分布不受任何生物或非生物过程影响。而HP模型是依据空间异质性强度函数λ(x, y)决定个体的分布，可以排除大尺度上生境异质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高斯核函数进行密度估计，选取25 m作为标准差排除大尺度上生境异质性对空间格局的影响^[21]。不同类群间的空间关联分析采用双变量g₁₂(r)函数分析，由于种间竞争是非对称的，需分别检验物种1对物种2的影响和物种2对物种1的影响，为此采用先决条件零假设和环向位移零假设检验不同类群之间的空间关联^[8]。

通过199次Monte Carlo随机模拟计算99%的置信区间，当某一尺度上的函数值高于上包迹线表示该类群在该尺度上为聚集分布或2种类群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低于下包迹线表示该类群在该尺度上为均匀分布或2种类群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在上下包迹线之间表示该类群在该尺度上为随机分布或2种类群间无显著相关^[22]。拟合优度检验用于检验模型对实际格局的拟合能力。计算0~25 m尺度内观测值和理论值的离差平方和，用秩检验检测模型的显著性，当观测值的秩＜5或＞195时，说明观测值在P=0.05水平上显著偏离理论值^[23]。

将样方内5个原始环境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样方自变量，样方内某一类群的个体数作为因变量，构建全模型。使用具有特定空间相关结构的广义最小二乘模型消除空间自相关的影响^[24]。通过向后选择法逐步回归，根据赤池信息量准则(AIC)筛选最优模型，模型间的AIC差值≥2时认为模型具有显著差异^[25]。使用R 4.0.2软件^[26]完成上述分析和制图。

本研究群落中共有132种植物，5 015株个体，其中个体数≥30株的物种有25种，个体数总计4 364株，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87.02%。除优势种木荷外的24种植物的径级结构见表1。其中：短尾越橘Vaccinium carlesii、峨眉鼠刺Itea omeiensis、格药柃Eurya muricata、海桐山矾Symplocos heishanensis、红楠Machilus thunbergii、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马银花Rhododendron ovatum、毛花连蕊茶Camellia fraterna、拟赤杨Alniphyllum fortunei、青冈Quercus glauca、杉木、微毛柃Eurya hebeclados、细枝柃Eurya loquaiana、窄基红褐柃Eurya rubiginosa var. attenuata和浙江新木姜子Neolitsea aurata var. chekiangensis的径级结构呈“L”型分布。麂角杜鹃Rhododendron latoucheae、山槐Albizia kalkora和小果冬青Ilex micrococca的径级结构近似正态分布。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石斑木Rhaphiolepis indica和石木姜子Litsea elongata var. faberi的个体胸径集中在2~4 cm，径级结构体呈现单柱型结构。南酸枣Choerospondias axillaris、石栎Lithocarpus glaber和甜槠Castanopsis eyrei的径级结构为间歇型，小树较多，大径级个体间断分布。

群落内优势种木荷有402株；常见种有45种，4 330株；偶见种有58种，255株；稀有种有28种，28株。优势种的径级结构近似正态分布，其胸径＜10 cm和＞30 cm的树种较少，而胸径20 cm的树种较多。常见种和偶见种的小径级个体较多，径级结构为“L”型分布。稀有种的径级结构也呈“L”型分布，但缺少胸径＞20 cm的个体(图1)。

Figure 1.  Siz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groups

如图2所示：在完全空间随机模型下，除了稀有种类群，其他3个类群均表现出聚集分布；在排除生境异质性后，优势种在＜10 m的大多数尺度上以聚集分布为主，在＞10 m的尺度上变为均匀分布；常见种在大多数尺度上表现为聚集分布，偶见种和稀有种均表现为随机分布。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图2)显示：所有类群的空间格局在0~25 m的尺度上均显著偏离完全空间随机模型，表现为聚集分布；在异质性泊松过程下，优势种和常见种显著偏离模型，表现为聚集分布，而偶见种和稀有种符合模型，表现为随机分布。

Figure 2.  Chang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different groups

对样地中除优势种外的个体数≥30株的24种植物分析(表1)发现：海桐山矾、山槐和小果冬青在CSR和HP模型下均表现为随机分布，其他21种植物在CSR模型下均表现出聚集分布。但在HP模型下，短尾越橘、麂角杜鹃、南酸枣、石斑木、甜槠和浙江新木姜子变为随机分布，其他18种植物表现出聚集的尺度数明显减少。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仅有海桐山矾、山槐和小果冬青符合CSR模型，表现为随机分布，其余21种植物均为聚集分布。而在HP模型下，除了海桐山矾、麂角杜鹃、南酸枣、山槐、石斑木、甜槠、小果冬青和浙江新木姜子表现为随机分布外，其余16种植物均为聚集分布。

由于径级结构可能会对物种的空间格局产生较大影响，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径级结构的物种空间格局差异。结果发现：“L”型分布的物种在CSR模型下有93.33%的物种表现为显著的聚集分布(P＜0.05)，单柱型、间歇型的物种均表现为显著的聚集分布，而稳定型的物种呈显著聚集分布的物种百分比仅为33.33%。在排除了生境异质性后，“L”型分布的物种中仍有86.67%的物种表现为聚集分布，而稳定型的物种则均表现为随机分布。

如图3所示：优势种与常见种均在＜3 m的尺度上存在正相关，与偶见种均在7 m的尺度上呈现负相关，与稀有种均在10~15 m的部分尺度上表现出负相关。常见种与偶见种均在＜3 m的尺度上存在正相关，常见种与稀有种、稀有种与常见种分别在20 m以及0~2 m尺度上存在正相关。偶见种与稀有种互相均在＜10 m以及15~20 m的部分尺度上存在正相关。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优势种与稀有种为不显著负相关，常见种与稀有种为不显著正相关，其他类群间的空间关联均达到显著水平。

Figure 3.  Change of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each two different groups

不同类群与24种植物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表2)。总体上，不同类群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并以正相关为主，同时小尺度(0~10 m)上的负相关几乎没有。全部尺度(0~25 m)与小尺度上的相关趋势相同，正相关占比最高的是优势种与24种植物，其次为偶见种与24种植物以及24种植物之间，而稀有种与24种植物之间的正相关占比最低。不同类群之间的负相关集中在大尺度(11~25 m)上，负相关占比最高的为优势种与24种植物，其次为稀有种与24种植物，偶见种与24种植物以及24种植物之间的负相关占比最低。

不同类群与生境因子的相关性存在差异(表3)。优势种与岩石裸露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碳含量的正相关达到边缘显著水平。常见种与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岩石裸露率的负相关达到边缘显著水平。偶见种与坡向呈显著正相关，与磷含量呈显著负相关。稀有种与碳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种群的径级结构可以反映其更新类型和发展趋势^[3]。本研究样地原为杉木林，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到杉木采伐活动，随后自然演替为常绿阔叶林，目前属于演替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本研究中，优势种木荷以及麂角杜鹃、山槐和小果冬青的径级结构呈近似正态分布，这些物种的个体集中在中间径级，种群结构比较稳定^[27]。常见种和偶见种的径级结构均为“L”型分布，同时24种植物中有21种的径级结构呈“L”型分布、单柱型结构或间歇型结构，这些径级结构都是小径级个体较多，表明这些类群的小树较多，更新状况良好，种群数量会保持稳定或继续增长^{[3, 11]}。稀有种的径级结构为“L”型分布，但没有胸径＞20 cm的个体，可见稀有种类群的小径级个体数量较多，类群发展属于增长型。群落中除了优势种外的其他3个类群以小径级个体较多，表明群落中物种总体的更新状况良好，多数物种在稳定增长。

周赛霞等^[28]对后河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的研究表明：稀有濒危植物寿命长，并且大多物种幼苗更新良好，由此推测稀有濒危植物能长期稳定地存在于群落中。但就本研究稀有种类群中的28种植物而言，每个物种仅有1株个体，极易由于个体的死亡导致物种丢失。需加强对稀有种的保护，营造适合稀有种更新生长的生境。

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通常是物种与生物和非生物因子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4]。在CSR模型下，优势种和常见种均表现出聚集分布，在排除生境异质性后，优势种和常见种在小尺度上仍然表现聚集分布，表明这2个类群在大尺度上的聚集可能是生境异质性所致，而小尺度上的聚集可能主要与种子扩散限制等生物因素有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7]。而偶见种则由聚集分布完全变为随机分布，这表明偶见种偏向于在特定生境中聚集生存。稀有种在2种模型下均表现为随机分布，但拟合优度检验显示：稀有种在CSR模型下为聚集分布，而在HP模型下为随机分布，这表明稀有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生境异质性的影响，同时稀有种的随机分布也可能是类群的衰退所致。李文良等^[29]研究发现：随着连香树Cercidiphyllum japonicum种群衰退加剧，格局由聚集分布向随机分布转变。

对24种常见种进一步分析发现：有21种在CSR模型下表现为聚集分布，排除了生境异质性后，仍有多数物种表现为聚集分布，但聚集程度明显减弱。这表明大多数常见种物种都为聚集分布，并且受到生境异质性的影响较大，这与常见种类群的结果较为一致。同时也表明对常见种类群整体空间格局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常见种的格局。

在CSR和HP模型下，“L”型、单柱型和间歇型等具有众多小径级个体的物种比小径级个体较少的稳定型物种更容易表现出聚集分布。表明小径级个体通常更容易聚集分布，而这可能也是造成种群总体聚集分布的原因之一。前人研究同样发现聚集程度随径级增大而明显减弱^{[6, 22]}。这可能是由于扩散限制等原因使得小树聚集分布于母树附近^[7]；而大径级个体经历了较强的种内竞争以及天敌等影响后，聚集程度有所减弱^[19]。

优势种作为群落中优势度最大的物种，占据了大量的生存空间。优势种与偶见种、稀有种均呈现负相关，这说明稀有种和偶见种均在特定尺度上受到优势种的竞争排斥，在群落中的发展处于劣势地位^[30]。但从0~25 m整体尺度来看，优势种与稀有种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稀有种受到优势种的影响较为有限。偶见种与稀有种呈正相关，表明这2个类群存在一定的种间互助，同时也可能因为都被优势种排斥而均生长在优势种较少的位置。常见种与其他几个类群均存在正相关，一方面表明常见种与其他几个类群间没有明显竞争关系，而且可能存在一定互助作用^[31]；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本身数量较大，在群落中随处可见有关。

对24种常见种分析发现：这些常见种与其他类群的空间关联以正相关为主，这与常见种类群的结果较为一致。这些常见种与优势种的正相关和负相关的占比均最高，表明群落中24种植物与优势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比与偶见种或稀有种的相互作用更加强烈。同时24种植物与其他类群在小尺度上的正相关表明群落中竞争较小，物种间存在互利作用。这可能与环境中资源较为丰富有关^[6]。同时也可能是较强的种内竞争或密度制约减弱了种间竞争所致^[32]。24种植物与其他类群在大尺度上的负相关表明这些类群对生境利用存在分化，这进一步减弱了可能存在的种间竞争，同时也表明各种群暂时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

样地中不同类群均至少与一种生境因子呈显著相关性，表明这些类群的分布均受到不同程度生境因素的影响。优势种和常见种的大多数个体偏向于生长在岩石较少的地方。此外优势种会生长在碳含量较高的地方，而常见种多生长在磷含量较高的环境中。偶见种主要生长在少磷的地方，而且在西坡的分布比东坡略多。而稀有种主要生长在少碳的环境中。不同类群对环境因子的偏好存在较大差异。同一群落中，不同类群在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生态位分化，进而有利于物种共存^{[6, 33]}。

本研究发现：样地中多数物种或类群为聚集分布，并受到生境异质性的影响。相比小径级个体较少的稳定型物种，具有众多小径级个体的“L”型等径级结构的种群更容易表现出聚集分布。不同类群的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些其特有的生态学性质，并且它们对资源利用的分化有利于其共存。光环境对物种空间分布也存在较大影响，今后应深入研究不同环境因子对不同生活型物种的影响。本研究仅使用了1次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类群组成物种的共性，还需进行长期观测以及大尺度的研究。

浙江大学的张田田、吴倩倩、王莹等同学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的刘晓彤、谭斌、樊海东、袁泉、王国敏、曹嘉瑜、徐佳参加了野外调查工作，谢雨初、王云泉、刘立斌和仲磊对论文的修改提供了意见和建议，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