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ing mechanism of health benefit perception among recreational users in suburban forest parks

健康效益感知受动机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参考旅行生涯模式(TCP)动机量表^[24]和过往成果^[25−26]，可以分为自然、新奇、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关系强化等5项：自然动机使用“欣赏风景”“更好地享受自然”“跟自然融为一体”等题项；新奇动机使用“感受地方的特殊氛围”“体验不同的事物”“好玩”等题项；自我实现动机使用“丰富内心精神世界”“对生活有新的认识”“寻找灵感”等题项；自我发展动机使用“体验不同的文化”“学习新的事物”“被当地文化事件吸引”等题项；关系强化动机使用“增强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与身边的人一起做事”“跟能够欣赏我的人一起”等题项。个体与家庭属性分为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个人与家庭信息。居民出游动机和部分居民个体属性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5个选项，对应分值为1~5。

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α)：常用的衡量心理问卷可靠性的方法，依一定公式估量测验的内部一致性，是社会研究最常使用的信度指标，α＜0.5表示不可接受；0.5≤α＜0.6表示差；0.6≤α＜0.7表示可疑；0.7≤α＜0.8表示可以接受；0.8≤α＜0.9表示良好；α≥0.9表示非常好。KMO检验(Kaiser-Meyer-Olkin Measure)：衡量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强度，通过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的差异，判断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差异越大(偏相关越弱)则KMO越高。KMO≥0.9：极适合因子分析；0.8≤KMO＜0.9：适合；0.7≤KMO＜0.8：一般；KMO＜0.7：需删除部分变量或重新设计量表。Bartlett球形检验(Bartlett’ s Test of Sphericity)：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性(即是否为单位矩阵)。判断标准：显著性P＜0.05，拒绝原假设，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适合因子分析；显著性P≥0.05，变量独立性较强，需重新检查数据或变量选择。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一种通过提取潜在公共因子来解释多个观测变量间协方差关系的降维统计方法，旨在揭示数据背后的隐性结构特征。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开发，包括风险、因子、生态、交互4种探测方法^[27−29]。优势在于无过多限制，对类别变量处理有独特优势^[30−31]。过往研究证明：李克特量表也可看做类型变量进行分析^[32]，相较于传统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线性回归分析等)，地理探测器更加全面有效。因子探测：用于量化因变量(Y)的空间分异性，并评估自变量(X)对Y空间分布的独立解释力。解释力(q)范围为[0, 1]，值越大表示X对Y的解释力越强。交互作用探测：评估2个因子(X₁与X₂) 对Y 的联合作用强度及类型。通过比较单因子q值[q(X₁), q(X₂)]与交互后的q值[q(X₁∩X₂)]，判断交互类型：如果q(X₁∩X₂)＞q(X₁)+q(X₂)，则为非线性增强型；如果q(X₁∩X₂)＞max[q(X₁), q(X₂)]，则为双因子增强型；如果q(X₁∩X₂)=q(X₁)+q(X₂)，则为独立型；如果q(X₁∩X₂)＜min[q(X₁), q(X₂)]，则为非线性减弱型；如果min[q(X₁), q(X₂)]＜q(X₁∩X₂)＜max[q(X₁), q(X₂)]，则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型。

梁希国家森林公园(30°52′N，120°06′E)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面积为1 375 hm²，森林覆盖率为95.3%。园区以低山丘陵为主，主峰鹿山海拔为259 m，东苕溪等水系贯穿，形成山水相依的生态格局。植被以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包含银杏Ginkgo biloba、水杉Mel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等珍稀物种，栖息云豹Neofelis nebulosa、鸳鸯Aix galericulata等保护动物，兼具生物多样性与四季景观特色。核心人文景观梁希纪念馆通过史料展陈，传承林业科学精神，年均开展生态教育超15万人次。景区规划融合自然与人文，南郊片区以文化脉络串联生态与纪念功能区，仁皇山片区打造十大景点，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强化生态互动体验。管理上实施封山育林、生物防火等措施，十余年保持零火灾与盗伐记录，同时创新积分机制联动网络环保与实体服务，推动“森林浴”等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城郊森林公园典范，以高密度森林资源成为湖州“城市绿肺”，并探索出生态保护、科教与休闲融合的集约发展模式。

调查问卷时间为2024年2月19—25日。其中在研究地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收集问卷。调查对象为入园游憩的本地居民。共回收问卷343份，有效问卷为322份，有效率为93.9%。

由表1可见：性别方面，女性略多于男性，占比52.17%；年龄方面，年轻人(18~30岁)是主要访问群体，占比23.91%，60岁以上访问者占比最低，仅7.14%；教育程度方面，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超30.00%；经济状况数据呈正态分布，表明森林公园对不同经济水平市民均有一定吸引力；婚姻状况方面主要为已婚者，占63.04%；就业状况方面，在业人数占68.94%；在观看新媒体和网络公益参与方面大多游客持积极态度。

为了保证问卷信度、效度，按照指标评分赋分1~5，运用SPSS 26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克隆巴赫系数为0.883，问卷整体信度较好。KMO为0.938，大于0.7；Bartlett检验卡方值为4 712.915，显著性系数为0.000 (P＜0.005)，说明原始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提取5个指标，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5.694%，可较好解释原始变量大部分信息。由表2可见：各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在0.7以上，高于标准化因子载荷量临界阈值0.5，可推出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全部大于临界阈值0.7，表明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全部大于临界阈值0.5，说明各潜变量的收敛效度良好。

由表3可见：除虚拟绿地暴露与网络环保公益参与外，游憩者个人与家庭属性因子解释力均弱于动机因素，说明健康效益感知受游憩者个人与家庭属性影响较小，但游憩者虚拟绿地暴露(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等营造出身处绿地之中的类似感知)和网络环保公益(蚂蚁森林、支付宝公益等)能极大影响游憩者健康效益感知，仅次于关系强化动机。

游憩者动机因素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关系强化动机、新奇动机、自然动机、自我发展动机、自我实现动机，且全部显著(P＜0.05)。研究表明：关系强化动机对健康效益感知解释力最强，亲朋好友和家人的陪伴对森林公园游憩者健康效益影响最好。新奇动机、自然动机、自我发展动机等3个动机次之。研究地作为郊野公园，游憩者多为本地市民且多次游玩。公园的新奇活动和自然环境虽有一定疗愈作用，但不如亲友陪伴显著。自我实现动机的效果最差，一方面自我实现动机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层，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本身就不易达到；另一方面是森林公园仅能满足一部分能力的发挥与展示，对健康效益感知影响存在局限。

游憩者个人与家庭属性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虚拟绿地暴露、网络环保公益、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年龄、就业状况、性别。研究表明：游憩者日常虚拟绿地暴露和网络环保公益参与显著影响森林公园游憩者健康效益感知，说明虚拟环境能促进游憩者在现实场景下的森林疗愈效果。游憩者个人与家庭属性各项影响不显著，说明森林公园疗愈效果适用不同人群，不受游憩者家庭条件和大部分个人属性影响。

因子探测模型分析不同因素的因子解释力，但其作用机制需通过风险探测模型进一步分析。风险探测模型可分析不同因素健康效益感知特征，解释不同影响因素对健康效益感知的影响方式。由表4可见：①不同动机健康效益感知存在差别，且部分健康效益感知因素并不完全表现为线性关系。研究发现：自然动机和关系强化动机2项为线性关系，即游客动机越强烈其健康效益感知越强。而新奇动机、自我实现动机、自我发展动机中，选择“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游憩者，其健康效益感知都处于最高点，选择“一般”的游憩者，其健康效益感知处在最低点；②不同个人与家庭属性健康效益感知存在差别，除虚拟绿地暴露和网络环保公益参与外，其余各项无太大差别。虚拟绿地暴露和网络环保公益参与呈线性关系，即游憩者虚拟绿地暴露、网络环保公益参与得分越高，森林公园对其健康效益影响就越大。其余个人和家庭属性影响效果虽不显著，但各选项之间细微差别仍具有探索意义。性别方面，游憩者男性比例虽然略低于女性，但是其健康效益感知更强；年龄方面，18岁以下未成年人来此游玩的健康效益感知最强；文化程度方面，森林公园健康效益对初高中人群影响最高，对小学以下、本科、研究生以上人群影响相对较小；婚姻状况方面，未婚人群健康效益感知最强，已婚人群和离异人群健康效益感知相对较弱；就业状况上，在业人群健康效益感知最低，失业、待业或退休人群居中，在校学生健康效益感知最强；经济状况方面，无收入人群感知最强，有收入人群居中，低收入者最弱，随收入升高而增强，但收入远高于当地水平时，森林公园对其健康效益感知影响下降，这或因高收入人群生活方式及资源获取途径多样，致公园权重降低。

从上述研究可知：无论是动机因素还是个人与家庭属性均存在较强交互作用。由图1可见：动机因素和个人与家庭属性对森林公园游憩者健康效益感知影响并不独立，任意两因素的相互作用均为线性增强。个人与家庭属性虽多数交互因子较低，但是存在许多非线性增强交互作用，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相互作用系数虽然较弱，但是对其他因素具有较强的交互作用，可极大程度上促进其他因素对健康效益感知的影响。动机因素和个人与家庭属性中的虚拟绿地暴露和网络环保公益参与虽然影响因子较大，交互系数也较大，但是其相互促进作用并不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明显，大多为双因子增强。

Figure 1.  Perceived interaction detection of health benefits based on motivation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y attributes

因子探测发现：5种动机因素及虚拟绿地暴露、网络环保公益参与对森林公园游憩者健康效益感知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收入等其他个人与家庭属性影响较小且不显著，与过往部分研究结论相悖。但交互探测显示：这些因素虽不能直接影响健康效益，却能促进“动机”“虚拟绿地暴露”等因素的作用，补充了基于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实证研究。

风险分析发现：部分因素与感知健康效益并非线性关系。人口学特征方面，存在“U”型与“N”型2种曲线。以年龄和经济的倒“N”型曲线为例，无收入者及18岁以下人群健康效益明显，与过往研究相符；但适龄劳动人群与中产人群呈倒“U”型。因无收入人群(孩童、学生、老人)多具有家庭、孤独、学业等内部压力，而适龄劳动人群与中产人群多为生存压力，森林公园作用有限。文化程度部分呈“N”型曲线，与公园游览门槛相关。小学及以下人群因认知和文化鉴赏能力不足，公园文化属性对其影响不明显。随文化程度提升，初中和高中人群知识和理解能力增强，能更好地领略公园自然和文化之美，健康效益感知线性增强。本科和研究生以上等高学历人群面临就业、科研压力且校园已有自然文化资源，公园额外提升作用有限，但研究生因学术素养优势，受公园影响略好于本科人群，总体高学历人群健康效益感知相对稳定；在动机方面，新奇动机、自我实现动机等因素对游憩者健康效益影响呈倒“U”型关系。研究地虽有新奇元素，但游客多为本地居民且多次到访，倾向稳定熟悉体验。公园资源设施有限，过高或过低的“求新”“自我实现”需求都难以充分满足，导致健康感知不明显。过度求新易因期望落差产生负面情绪，需求过低则无法调动积极性，凸显适度动机激发对健康效益感知的关键作用和微妙平衡关系。

交互探测发现：在影响森林公园游憩者健康效益感知的因素中，关系强化动机、虚拟绿地暴露等因子影响显著，与其他元素交互作用有限；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因子探测是影响弱因子，但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揭示了复杂的交互关系网络，深化了对影响因子体系的理解。

本研究以居民自我报告的健康效益感知为主要评价依据，尽管能有效反映主观体验，但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与认知误差。未来研究可整合唾液皮质醇、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构建“主观感知-客观生理”双维度健康评价体系，提升数据信效度。此外，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聚焦于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未能充分捕捉弱势群体(如低技能流动人口、残障人士)的多维剥夺状态，可引入住房条件、医疗可及性等指标构建多重剥夺指数，以更精准识别森林公园健康效益的群体异质性。

第一，利用新媒体手段提供专业化指导。森林公园运营方应构建新媒体营销体系，通过制作短视频、开展直播等方式展示公园特色，提升游憩者参与感，激发入园意愿，同时借助社交媒体与大数据精准推送，扩大品牌影响。针对活跃人群，举办知识竞赛等，收集信息，建库后提供森林康养等线下体验，达成线上线下协同，满足个性化需求，助力城市居民科学利用森林绿地，提升公园综合服务效能。第二，提供丰富多元化的主题游憩活动。鉴于“关系强化动机”的重要，景区应开发社交活动。如家庭亲子自然探索(含各龄段孩子活动)、团体森林拓展、“伴你游”，满足需求，提升健康效益感知。为满足“自然动机”，景区活动和设施要融入自然元素，建森林餐厅、设多样徒步线路、开展生态知识拓展(科普展、讲座、导览)，强化其对健康效益影响，促进景区生态与游憩者效益结合及可持续发展。第三，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特定群体的活动。由于个人与家庭属性(性别、年龄等)对健康效益感知直接影响较小，但显著促进其他动机因素，因此建议景区开展“周末祖孙游”“草药识别家庭赛”“古树名木家庭认养”等活动，不仅能满足老年群体对陪伴和家庭温暖的情感需求，还能为青少年提供亲近自然，传承文化的机会，促进代际之间沟通与理解，从而在“关系强化动机”的驱动下，间接提升游憩者心理健康效益感知。